法律是干什么的？
——如何认识武玉杰倒票案
南昌市司法局 熊晓峰
如果要评选2006年法律大事件，新年伊始发生的武玉杰“倒票”案毫无疑问将入选，各种媒体、网络上好不热闹。这次与以往不同，不像前几年发生的孙志刚案、佘祥林案呈现一边倒的齐声声讨现象，我们的法律精英和社会大众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一边是要捍卫法律的严肃性、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边是呼吁给武玉杰一点宽容，一时间你来我往，好不热闹。但在热闹的表面，仔细琢磨一下双方的观点，却发现双方并不是在一个法律的层面上交锋，是各敲各的锣、各吹各的号，没有对到一个点上去，双方对于武玉杰构成“倒票”似乎没有太大的争议，只是对于这种行为是否构得上处罚持有异议，虽然有个别微弱的声音提出，从合同法上看，武玉杰的行为是一种接受委托的民事代理行为，但为刑法界的大家以武的行为违反了刑法的禁止性规定为由“义正辞严”地驳回了。双方所论争的变为了在法律普遍公正下是不是要给予个体以公正。
在此我不想探究到底是高校高收费背景下武玉杰贫困生的身份引起大众的同情还是大众因痛恨某些利益集团垄断公共资源而同情弱者，又或者是二者复合作用引发了大众的广泛关注。我想寻找的答案是：在法律的框架内，武玉杰构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倒票”？他应不应该受处罚？或者在更深层次上法律是干什么的？
倒卖车、船票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扰乱市场秩序罪中，是指倒卖车、船票，情节严重的行为。所谓情节严重，1999年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认定为“高价、变相加价倒卖车、船票或者倒卖坐席、卧铺签字号及订购车票凭证，票面数额在五千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二千元以上”，而武玉杰购买了1000余张火车票，金额达10万余元，从解释来看，武玉杰构成倒票似乎是板上钉钉、难逃法网了。但且慢，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在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或事项时，对有关法律规范所作的解释，它既不能违背刑法的规定，也不能超出刑法规定的范围，从解释本身看，它所指的是可以构成犯罪的一种行为，而从刑法上看，我国刑法上对于是否构成犯罪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必须符合犯罪构成的四要件，即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缺一不可。构成倒票罪的主体既可是个人、也可是单位，主观方面是牟利，这二者可放开不论。在此值得讨论的是犯罪客体和客观方面，尤其是犯罪客体，在我国刑法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了完整清晰地阐述犯罪客体及其在犯罪构成中的作用，虽然稍显冗长，还是请允许我引用我国刑法学权威、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苏惠渔教授主编、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刑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00页)对于犯罪客体的表述：“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并且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必须具备的要件之一，说明犯罪行为危害了什么社会利益，是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本质的集中体现，任何一种犯罪，都必然要侵害一定的客体，不侵害客体的行为就是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当然也就不可能构成犯罪，由此看来，犯罪客体是决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首要条件，没有犯罪客体，就没有犯罪问题而言”。同书第467页，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的管理活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行为，直接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为了谋取个人或者单位局部非法利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生产、社会交换、社会分配和社会消费诸种经济关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所谓倒卖，《现代汉语词典》中只有倒把，指利用物价涨落，买入卖出，牟取暴利，《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指“低价买进转手高价卖出以牟利”。我理解倒卖是有两个行为：一是从国家规定的机构收买，另一个是自己加价卖出。在倒卖车船票犯罪中中为刑法所保护的、犯罪分子所侵害的客体是正常的售票秩序。正常的售票秩序，我个人认为是消费者只有从国家规定或批准的地点付出国家或批准的价格获取所需要的车船票，即只有一个买卖行为存在。应该承认的是，倒卖车船票脱胎于计划经济下的投机倒把，但在目前某些时段或某些路线上车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仍有存在的必要。(同样是紧张，为什么没有倒卖飞机票的，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但已不是本文的范围了)倒卖，就是通过种种手段把车票控制在手中，人为造成车票的紧张，使得真正的消费者无法从正规渠道买到车票，迫使真正的消费者以高价从倒票者手中购买车票。当然既然是购买，即使是以高价、即使是无奈，作为消费者还是有选择余地的，虽然这种余地很小、空间不大，但总是有一定讨价还价的空间，可以选择此贩或彼贩、选择其他出行方式，也就是说倒卖行为最终所针对的受害人实际上是不特定的，如果倒票者以高价迫使某个特定的人或群体必须购买，那他就是强买强卖，是强迫交易而非倒卖车票。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武玉杰的情况，我认为与倒票有本质上的不同。首先，他是针对一个个特定的人—学校的学生；其次，他是事先收取了学生证与票款及加价款，也就是说，在本案中没有两个买卖行为，只有一个买卖行为：同学购买车票，武玉杰本人没有购买行为，更没有出售行为。说武玉杰本人没有购买行为，可能很多人无法理解，他不是到窗口排队去买了1000余张车票吗？这里我们要把握的是：武玉杰是用同学的学生证、用同学的钱按同学要求的时间、目的地购买车票的，武玉杰是买了票，但不是他本人购买，而是----代购。现在问题似乎回到了文章前面据说的委托已超出法定数量，即数额超过五千元的即构成倒票罪，但细细一看，有一个概念被有意无意地转换掉了。我们所说的是民事上的事前接受委托的代购行为，而刑法上的五千元是指构成倒票应接受刑法处罚的一个界限，其前提是倒了票，其所隐含的另一层意思并不是五千元以下不构成犯罪，而是只要符合倒票罪的特征，即使在五千元以下，虽不受刑法管辖，仍应接受其它形式的处罚。五千元并不是罪与非罪的标准，而是确定应受何种处罚的界限。一定量的累积并不必然导致质的改变，我国刑法中也从来不存在一个以一定数额来确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刑法意义上一定量决定的只能是并且必然是处罚的种类与程度，而非罪与非罪。在武玉杰一案中 ，武玉杰事前接受同学的委托，以同学的名义按照同学的要求代为购买车票的行为是一种民法上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这一案件中，只有一个从车站窗口购买车票的行为，没有倒手买卖的行为，车站正常售出了票，同学按自己的意愿买到了票，车站的正常的售票秩序没有被扰乱，国家未遭受任何损失，同学自愿传给武玉杰代理费，同学们的经济利益也未遭受任何的损失。试想，如果没有武玉杰代买，同学们自己又不能去排队买票，同学们获取车票的途径就唯有到票贩子手上高价买票了。在本案中我所能看到的唯一利益受损的只有票贩子的利益，而这我想是大家所乐见的。因此，武玉杰同学的行为没有扰乱国家正常的售票秩序，没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国家和群众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我们在这里找不到犯罪客体，就更没有犯罪行为的发生，武玉杰的行为不构成倒票。
我们都知道，刑法的功能既是惩罚，同时也是预防，即惩罚既有的犯罪、也警示可能发生的犯罪，而预防作用的产生，是通过对既有犯罪的公正处罚，来指引人们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来评价人们行为何者正当、何者不正当，使人们预测到自己行为将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并使人们对法律产生认同，进而使法律发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维持公共生活基本秩序的职能。弗·培根说过：“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一个错案、冤案，会使得一定范围的人群对于法律的认知发生一定的改变，而一个有广泛影响的错案、冤案，将会在社会上对于社会公众的法律认识产生误导，既没有惩罚到应该惩罚的，更不可能预防该种犯罪的发生，杀鸡只能吓鸡，并不一定吓得到猴，还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说：“公平虽然就是公正，但并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对法律的纠正，其原因在于，全部法律都是普遍的，然而在某种场合下，只说一些普遍的道理，不能称为正确，就是在那些必须讲普遍的道理的地方，也不见得正确，因为法律是针对大多数的，有时难免弄错……既然立法者说了一些笼统的话，有所忽略和出现失误，那么这些缺点的矫正就是正确，如若立法者在场，他自己会这样做；如若他知道了，自己就会把缺少的规定放在法律中，所以公平就是公正，它之优于公正，并不是优于一般的公正，而是优于由于普遍而带来了缺点的公正，法律普遍性所带来的缺点，正是公平的本性，这是因为法律不能适应于一切事物，对于有些事情是不能绳之以法的，所以应该规定某些特殊条文，对于不确定的事物，其准则也不确定。”(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至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如何根据正义的考虑，减轻现行法律可能产生的严酷与不公正就已成为法律理论与实践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了。作为执法者，在执法之时要时刻把握法律的意义，要体会立法者立法的目的，作为法律研究者，更要深深领味法律的真义，不应局限于法律条文的文字表面意思，更不能为了自己的目的随意对法律作任意的解释。
法律早已不是单纯的专政工具，它的首要功能和目的是保护，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国家的利益。我们的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们的法律也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
（2008年5月22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2008年5月22日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各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其中不是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列席会议。”
二、第十一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可以邀请社会有关方面人士旁听会议。旁听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确定。
“旁听人员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三、第十五条修改为：“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付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的议案，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后，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结果报告。”
四、第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也可以先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或者交由提议案机关修改后，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五、第十七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议案，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并向提议案人说明。”
六、第二十三条第四款修改为：“地方性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两次会议审议后，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可以交付表决；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暂不付表决，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以后的会议继续审议、表决。”
七、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由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八、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依法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九、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向常务委员会书面答复。”
第五款修改为：“提出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十、第四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在常务委员会表决地方性法规案的全体会议召开二日前，书面提出对法规案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应当写明修正的条款和理由。”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2008年修正本）
（1990年3月10日天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3年9月14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决定修正 根据1999年3月29日天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03年5月21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2008年5月22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职权，提高议事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历届常务委员会工作的实践经验，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议事的根本准则是，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贯彻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体现全市人民的意志，并接受全市人民的监督。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决定问题，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
第二章 会议的召开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必要时，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开会日期由主任会议决定；会议议程草案由主任会议拟订，并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
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需要临时调整会议议程的，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
第七条 除特殊情况外，常务委员会会议应当在会议举行十日前，将开会日期、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并将会议准备审议的主要文件同时发出。
临时召集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可以临时通知。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必须按时出席。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的，须在会前请假。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各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其中不是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列席会议。
各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一人列席会议。
根据需要，有关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会议。具体人员范围由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或者秘书长委托的副秘书长确定。
列席人员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可以邀请社会有关方面人士旁听会议。旁听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确定。
旁听人员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先通过会议议程，然后按照议程进行。
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全体会议的形式举行，根据需要，也可以召开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的时候，应当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三章 议案的提出
第十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付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的议案，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后，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结果报告。
第十六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也可以先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或者交由提议案机关修改后，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议案，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并向提议案人说明。
第十八条 主任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委托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代拟议案草案，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作说明。
第十九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的议案，除任免案外，一般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十五日以前提出。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调整案、财政预算调整案，一般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一个月以前提出。
第二十条 向常务委员会提议案机关或者提议案人，应当提供有关资料。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地方性法规案，必须附地方性法规草案及其说明。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任命案，应当提供拟任命人员的基本情况和提请任命的理由。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免职案和撤职案，应当说明免职和撤职的理由。
第二十一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议案机关或者提议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四章 议案的审议
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先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提议案机关负责人或者提议案人关于议案的说明，然后再对议案进行审议。
第二十三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一般应当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地方性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关于地方性法规案的说明后，由全体会议或者分组会议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地方性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法规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全体会议或者分组会议对法规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地方性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两次会议审议后，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可以交付表决；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暂不付表决，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以后的会议继续审议、表决。
部分修改的地方性法规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一次审议即付表决。
第二十四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由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提议案机关或者提议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常务委员会分组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根据小组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二十五条 属于市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地方性法规案，可以由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任免案、撤职案的时候，提议案机关的负责人或者提议案机关委托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当到会说明理由，回答有关问题。
第二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任免案，应当作出决议。
在常务委员会未通过任免案以前，提议案机关不得通知拟任免人员到任或者离职，不得以拟任职务执行公务，不得公布。
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依法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五章 工作报告的听取和审议
第二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向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应当由报告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到会作报告，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准备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一般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召开四十日以前通知有关机关。有关机关的报告材料一般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十五日以前送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对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作出决议。
第三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审议工作报告时提出的重要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整理成书面材料转交有关机关研究处理。有关机关一般应当在两个月内将办理情况报告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提出的有关报告，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常务委员会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六章 质询
第三十四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第三十五条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三十六条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向常务委员会书面答复。
主任会议应将质询的内容以及答复的方式及时通知受质询机关。
受质询机关可以在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作出答复，也可以在下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闭会以前作出答复。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提出询问，发表意见；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主要负责人签署，并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提出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三十七条 质询案在未作出答复以前，提质询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质询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七章 发言和表决
第三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审议发言应当围绕审议的议题进行。对同一议题可以发言两次，第一次不超过十五分钟，第二次不超过十分钟。事先提出要求，经会议主持人同意的，可以延长发言时间。发言内容与议题无关或者事先未经过会议主持人同意而超过规定发言时间的，会议主持人可以制止。
第四十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在常务委员会表决地方性法规案的全体会议召开二日前，书面提出对法规案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应当写明修正的条款和理由。
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先表决修正案，然后再表决地方性法规草案表决稿；决定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并向提出修正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说明。
第四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议案，采取无记名方式、举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任免案的表决采取无记名方式，应当逐人进行，没有异议的，也可以合并进行。
第四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议案，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由专人记录整理存档。每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情况写成会议纪要，由秘书长签发。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决定，依法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并印制正式文件，刊登《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发送市和区、县国家机关以及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决定，及时在《天津日报》上刊登。
第四十四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5年11月16日天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制度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