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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从监狱的视角解读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李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人们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及主体的行为对个人、无产阶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意义的准则。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深入学习和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进一步提高广大监狱民警的思想政治水平，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精身追求，促进监狱全面发展，服务和谐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下面本人以监狱的视角就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浅谈几点认识。
一、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做到“三个坚持”。
（一）、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监狱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文明的一种，不可能自己给自己画相出现，必须借助于一个载体来凸显它的存在和价值。从监狱的角度看，监狱文化是它最好的载体，文化如水，润物无声。但遗憾的是这几年监狱硬件、软件建设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监狱文化发展却相对滞后，不要说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就是在监狱系统内部也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为扭转这一现象，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重视监狱理论研究。监狱要加大资金投入，配齐专职人员深入研究监狱理论。研究面要宽要广，既要包括监管改造、劳动生产、心理矫治、政工建设等横向监狱部门分类，又要涵盖“囚权主义”、“人性化”、“精细化”和“社区矫正”等纵向新的行刑理念，既要弦扬本土监狱理论，又要借鉴移植外来监狱文化。另外还要注入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新鲜理论血液，实现监狱理论研究的与时俱进。2、弦扬监狱文学旋律。监狱文学从来就是社会文学领域的一员偏将，也历来不为人们重视。作为监狱文学摇篮的监狱要敢于奏响监狱文学的旋律，深耕这片沃土，让人们了解监狱文学和监狱工作者，以争取社会的认同，增强监狱工作者的荣誉感。监狱可试邀请海岩、山风等监狱作家来监讲座、指导，与监狱文学爱好者互动研讨。采购《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越狱》、《深牢大狱》、《女子监狱调查手记》、《我知道的中国监狱--监狱之旅》等优秀监狱文学作品组织民警传看，鼓励民警、罪犯练笔，尝试写小说、散文、纪实，诗歌等，并与出版社、杂志社协商，予以一定的赞助，向民警、罪犯约稿。由监狱牵头成立监狱文学协会，每年组织外出采风，作品交流，由省局邀请文联、作协等定期举行优秀监狱文学作品评比，优秀作品推荐给国家级刊物。3、积极开展大众文化。如在民警、罪犯中开展爱国主义歌曲比赛、举办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讲演会、组织“读书、励志”活动等，大力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程离不开人的参与，人的态度、决心和素质直接决定了此项工作的成败与否，只有把人的参与状态调整到最佳，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就监狱推进工作来说，首要是关注民生，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以促进人的发展来实现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监狱有两个“人本”，一是民警，二是罪犯。
对于民警来说，以人为本就是要求各级监狱领导消除监狱工作任务繁重，苦点累点，加班加点理所当然的偏见，切实落实从优待警的规定，把民警的冷暖放在工作的首位，多怀爱警之心、多谋利警之策、多办宜警之事。真正采取有力措施下沉警力，让基层民警从“黑天白夜连轴转，一天24小时全奉献”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有时间，有精力照顾家庭，过上正常的生活。摒弃人防、技防、物防重复防范的现象，合理定岗，优化配置警力，节约、爱惜使用警力。另外还要关注民警健康，定期组织民警身体检查和心理咨询，大力构建民警健康预警机制、保障机制。
对罪犯来说，就是要借助监企即将分离、改造经费足额保障的东风，加快监狱产业结构升级，淘汰那些高污染、高能耗、高风险的产业，建立安全、环保的产业，并落实劳动保护政策，确保罪犯身心健康，同时还原劳动改造的本来面目，摒弃通过罪犯劳动谋取经济利益的做法，让其真正发挥改造的功效。其次，要把罪犯纳入监狱改造工作的主体，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在于是否有主观能动性，是被动地让“我”改造，还是“我“要参与者改造。管理罪犯不但要文明执法、依法办事，还要给他们申诉的权利；教育罪犯不能总是“我说你听”，还要让他们参与讨论，说出真心话，在交锋中心悦诚服地接受民警的教育。再次，还要把改造工作延伸到社会，通过组织罪犯技能培训、自学考试、联系就业等渠道，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提高学历层次，顺利走向社会，完成“监狱人”向“社会人”的转变。
（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监狱本质改造。
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是监狱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不同载体、不同渠道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必须牢记自身定位：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是其宗旨，因此必须以此为中心来推进，为改造工作服务，当前和今后，推进工作绝对不能动摇改造工作的地位。
其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也要促进罪犯的本质改造。应该承认，在社会上除了特殊历史时期外，价值从来都是多元的，那是由主体的差异和利益取舍不同造成的。在监狱这个“小社会”里同样除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还存在强调自由、公平、公正 、法治、博爱等普适价值观，甚至不排除灰色价值观。我们都知道理论来源于实践，却高于实践，有时用先进的理论指导实际工作却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过犹不及”，这也正印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然实践不可变，理论却是可以选择的。人与人之所以不同实乃思想的不同，思想的不同又决定取舍的差异。无论是民警、罪犯，出于不同的需要，选择各异的价值观，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点我们必须坚持，就是无论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都必须符合一般社会道德准则，都必须对切实改造罪犯思想，实现监狱改造宗旨有利。对于那些与之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必须从思想上、政策上、行动上打防并举，不给其存身之地。一言以蔽之，面对多元化，坚持主体性。
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做到“四个避免”。
1、避免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害死人。监狱性质特殊，系社会观感焦点所在，在这里形式主义虽不至于死人，也可算得上祸国殃民。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摒弃全民运动，个个表态，人人发言的作法，融入监狱载体，跟进监狱日常工作，和风细雨地进行。
2、避免政绩工程
攻城容易攻心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也是一项细致的思想工作，必须脚踏实地，一丝不苟，还要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坚守和执着。切不能急功近利，限令期限，规定指标，强行推动，更不能舍弃面，取一点，重点攻坚，装扮粉饰，搞什么“亮化工程”、“政绩工程”。
3、避免样板工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属于意识的范畴，本身就看不见摸不着，何况以后也会与时俱进，不断补充新鲜的理论内容，监狱工作也在创新改革中前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并没有固定的模式，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4、避免单一工程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单就监狱来说，必须由政工部门、改造部门、财政部门、生产部门等相互合作、出谋划策，协同作战，方能打造出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诉求服务监狱改造工作宗旨的这一浩大工程。


建议刑法增设“性贿赂”罪

洪碧华


[摘要]性贿赂古已有之，危害性极大，其影响并不亚于财产贿赂，我国刑法应尽快增加此犯罪的规定，才能有效打击和遏制“性贿赂”行为。本文透过当今社会存在的官场腐败新景观——性贿赂现象，从性贿赂的现状和危害谈起。着重论述了增设“性贿赂”犯罪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通过立法惩治贿赂犯罪。

[关键词] 性贿赂； 犯罪； 刑法


　　“性贿赂”是指请托人为了获取某种利益而不惜牺牲自身或他人的肉体进行性服务，从而达到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与其进行不正当交易的目的。“性贿赂”包含“性受贿”和“性行贿”两个具体罪名。贿赂的本质是一种利益交换，包括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

一、我国“性贿赂”现状

　　“性贿赂”尚未入罪，打击“性贿赂”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现行刑法及七个修正案都没有规定“性贿赂”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每一个倒下的贪官后面都有一个女人”，镜头一：成克杰与其情妇李平共收受贿赂4000余万元，上演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的“二人转”。由李平出面与请托人联系请托事项并收取贿赂款，由成克杰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在承包工程、解决资金、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镜头二：江苏省如东县“养鳗大王”顾成兵，4年内贷款达12亿元，一个鱼贩子靠着“金弹”和“肉弹”，居然百发百中，数十名干部被拉下水。镜头三，原深圳市罗湖公安分局女局长的安惠君常常利用职权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出差总要带个帅哥同行,被称为是“性受贿第一案”。镜头四：湖南省建工集团总公司蒋艳萍，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人，只用了短短13年，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桃色丑闻”，用“肉弹”击倒的各级干部就达40多人，从仓库保管员升到副厅级干部，性贿赂不仅助她官场发迹，还帮她疯狂聚敛财产1000多万元。被称为是“性行贿第一案”。　
　　权色交易愈演愈烈，呈蔓延之势，一些不法分子花钱雇佣“三陪女”，直接取媚个别贪官，要求或者迫使他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十个贪官九个色，被查处的腐败案件中绝大部分贪官都有情妇。过去金钱对人的诱惑力大是因为口袋没钱，而现在不算巨额的经济利益已经不能使贪官动心了，这时，“性贿赂”就显示其巨大威力，成了行贿犯罪的绝招，贪官的色情腐败已疯狂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然而，我国刑法仅规定受贿、行贿和介绍贿赂三种形式，且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对“性贿赂”的界定和惩治标准确属“真空地带”，法无明文不为罪，这就等于用10万贿赂换取权力者100万的“利润”可定其罪，用10个女人换取100万“利润”却可以不予处理。这是立法的漏洞。
　　十年前，刑法学者金卫东就提出性贿赂属于贿赂犯罪的一种形式。赵平等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增设“性贿赂罪”的议案。2002年，翁维权等36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同样议案，建议在《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增设“非财物贿赂罪”。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在反腐败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最近查办的几起部级干部受贿大案中，几乎都涉及到情妇。”

二、在刑法中增设“性贿赂”犯罪的必要性

　　“性贿赂”行为的普遍性和社会危害性，决定了将这种行为犯罪化的必要性。
（一）增设“性贿赂”罪、可堵塞法律漏洞
　　刑法第385条第一款对受贿罪的定义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389条第一款对行贿罪的规定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这两条都是针对财物贿赂犯罪做出的规定，但是贿赂的形式却远远不止财物一种，按照这两款规定，其他贿赂形式是不能按照贿赂犯罪来定罪量刑的。这就为那些利用美色进行贿赂犯罪的犯罪分子钻空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对“性贿赂”作出规定可以有效地堵上这一个法律漏洞。
（二）将权色交易定为“性贿赂”罪、符合立法本意

1.“性贿赂”与财物贿赂所侵犯的客体相同。贿赂犯罪的立法目的在于同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作斗争，以保护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它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权色交易侵犯的客体同样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廉洁性，权色交易行为同财物贿赂行为一样，都损害了社会公众对于公共权力的信赖感。性贿赂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原则”，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对于公职人员来讲，必须自觉遵守《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规范》。

2.性贿赂具有犯罪的实质特征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权色交易比权钱交易的危害更大，它策划于密室，行事于床笫，处心积虑，手段隐蔽，不留痕迹，作用持久，它滋生腐败，导致权力变质，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其危害可见一斑。因此，“性贿赂”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如果仅靠道德来调整保护显然是不够的。

3.惩治“性贿赂”犯罪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面对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遏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亦即通过刑事立法制止这种危害行为。因此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法机制的运作要同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的不可避免性。“性贿赂”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道德的调整已不足以抑制其危害的发展，故必须用刑律来加以约束。

（三）增设“性贿赂”罪的立法依据

　　根据2005年我国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5条的规定，凡是直接或间接给予公职人员不正当好处，以影响该公职人员作为或不作为的都规定为犯罪行为，而公职人员直接或间接索取或收受不正当好处的，以作为其执行或不执行公务的条件的，也被认为是犯罪。这其实已经把非物质利益纳入了贿赂犯罪的范围。作为一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的国际公约，自然成为我国的法律渊源，对我国公民都具有约束力。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了打击色情腐败，禁止官员婚外情、婚外恋；公安部消防局为了加强廉政建设，发布 “四个严禁”，在行政规章中首次提到了性贿赂：“严禁在部队工程建设、物资采购和财物分配中收受贿赂，包括提供性服务等非物质性利益”。 2007年颁布的《公务员处分条例》第31条规定：吸食、注射毒品或者组织、支持、参与卖淫、嫖娼、色情淫乱活动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性贿赂”自然属于嫖娼、色情淫乱同类范畴，必须予以党纪政纪处分。
　　我国古代唐律、元律和大清律已将性贿赂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德国、加拿大，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均将“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也就是说，“性贿赂”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是一种贿赂。台湾地区刑法规定贿赂是指财物，但构成受贿罪，除收受贿赂外，还包括收受“其他不正当利益”。日本刑法明确规定贿赂包括精神上的利益，如日本明治44年5月15日大审院判决承认“性交”是贿赂，奠定了性贿赂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可见，把性服务拟定成贿赂犯罪的目的物，那么其作为贿赂犯罪的对象、形式，而以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下来就成为了可能。
（四）“性贿赂”行为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
1、客体要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2、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要性服务，或者公然以要挟的方式强迫他人提供性服务，或者接受他人性服务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3、“性贿赂”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
4、主观方面。必须是由故意构成，只有行为人是出于故意所实施的受贿犯罪行为才构成受贿罪，过失行为不构成本罪。

三、加强立法，依法惩治“性贿赂”犯罪

1、在刑法中把“其他非物质利益”作为贿赂罪行为对象

　　现行刑法侧重于受贿罪的经济性及可计量性。而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和其他国家刑法中规定的贿赂行为对象是基于行为对公务的侵害程度来界定受贿罪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由此而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刑法关于贿赂罪的行为对象也应将贿赂行为对象规定为“财物和其他非物质性利益”，这也是符合本罪的立法旨意的。“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同样可以用作贿赂双方交易的内容，同样会危害公务行为的正当性、公正性和廉洁性。而从社会危害程度上看，用“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去交换比用财物去交换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更广泛、危害更大。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往往可以转化为金钱财物。如果对各种以“其他非物质性利益”为行为对象的贿赂犯罪不予刑事制裁，而仅作党纪、政纪处分，一方面不足以有效制止和预防该种贿赂犯罪的发生，另一方面也易导致放纵罪犯、纵容犯罪的不利后果。贿赂罪行为对象的客观变化发展，既给司法机关执法提出了挑战，也给立法机关提出了应从立法上扩展贿赂范围的迫切要求。
　　这样规定之后可以看出，为“他人谋利益”之中的“利益”与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其他非物质性利益中的“财物”、“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在外延上相吻合，更能体现法律的统一与连贯，以及法律体系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