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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交通事故自行车应负全部责任

《这起事故应该如何认定》一文中，作者魏琦提出“摩托车方驾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对道路情况观察不够，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负事故同等责任；自行车方借道通行时未让所借道路行驶的车辆优先通行，负事故同等责任；电动自行车方因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无法在本车道内行驶，借用相邻机动车道行驶，机动车方遇此情况应减速让行，故电动自行车方无责任”。笔者认为：自行车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简要案情：一天上午9时，甲方持有效驾驶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在12米宽的沥青路面上由南向北与由东向西过公路的自行车(乙方)发生相撞后又与对面绕越临时停车的电动自行车(丙方)相撞，致乙方和丙方受伤，车辆受损。
事故调查事实：1、路口为T形路口，中心虚线，两条机动车道，划分有非机动车道。2、临时停车符合停车规定。3、自行车由东向西借道通行时占用摩托车道。4、摩托车方除无号牌外无其他违法情节。5、摩托车与电动自行车相撞时在由北向南机动车道内。6、电动自行车绕道通行时占用机动车道。[1]

首先，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是指有因果关系的行为在事故中的过错大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规定“（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应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过错认定原则。这个责任原则强调两点：（1）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2）过错的严重程度。其中“过错的严重程度”是以“当事人的行为”为前提的。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首先应该审查“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然后，确定该“（行为）过错的严重程度”。
在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首先应该确认各方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情况。

各方车辆的法定权利义务与违法情况

1、自行车
自行车的通行权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的规定，该路段划分有非机动车道，所以，自行车在该路段行驶时，非机动车道是自行车的合法通行路面。
自行车的通行义务：
（1）发生事故的路口为T形路口，中心虚线。自行车由东向西借道通行时占用摩托车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九条）非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六十八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的规定，由于摩托车通行的道路上有中心虚线，所以，该路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该路上的摩托车依法享有优先通行权。自行车未让摩托车先行，违反了该规定。
（2）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第一款）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的规定，在自行车横过道路时，“确认安全”是自行车的义务。很明显，自行车违反了该规定。
2、摩托车
摩托车的通行权利
摩托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六条）根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分道通行…”的规定。
摩托车的通行义务
（1）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的规定，所以，摩托车有与同方向行驶的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的义务。
（2）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机动车超车时，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变换使用远、近光灯或者鸣喇叭。在没有道路中心线或者同方向只有1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前车遇后车发出超车信号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当降低速度、靠右让路。后车应当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后，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的规定，摩托车有“确保安全超车”的义务。
（3）当同车道的前车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条）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需要停车排除故障时，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等措施扩大示警距离，必要时迅速报警”的规定办理后，摩托车有安全绕行故障车的义务。

从以上分析，摩托车在法定的路面按照规定的时速行驶，依法履行了法定的义务。因为摩托车方除无号牌外无其他违法情节所以，摩托车无责任。

事故成因

摩托车在道路上正常行驶至路口时，由于自行车突然横穿，未遵守法律规定让摩托车先行，为了避免与自行车相撞，摩托车采取向左打方向躲避，与自行车相撞后，又进入对方车道，与电动自行车相撞。本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自行车未遵守法律规定让摩托车先行。

关于摩托车无牌的问题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的规定，摩托车方驾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是一种违法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应该受到法律的处罚。
摩托车没有牌照，并不会侵犯自行车的通行权，也不会妨碍自行车履行应尽的法律（安全）义务，如果摩托车有牌照，该事故同样不可避免。所以，摩托车没有牌照与本事故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相应的交通事故责任。

魏琦观点的错误

因为“事故调查事实”部分中没有证据证明摩托车有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违法行为，所以，以“摩托车对道路情况观察不够，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为理由认定摩托车的交通事故责任是完全错误的。完全背离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执法原则。因此，这个观点是典型的枉法裁判，执法犯法。
“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应该指的是摩托车在采取措施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时，向左打方向与对面车道内的电动自行车相撞的情况。在遇到前方自行车自右向左横穿道路时，突然间无谓地增加了摩托车的避险义务，摩托车为了避免发生事故，出于本能向左打方向，这就是本事故的因果关系。
作者魏琦的观点，牵强地认定摩托车“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是想套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二十二条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认定摩托车的交通事故责任。这是交通事故认定理念的错误。负同等责任的观点，是以生命权压路权，实际上是在向《道路交通安全法》挑战，向客观的道路交通规律挑战，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方法的表现。一般来说，法律是从行为上对人进行规范，而不是从达到的总体客观效果上进行规范。因为一个正确的行为，特别是单方面的正确行为，不一定会导致有效的结果。换言之，正确的措施未必一定是有效的措施。能否有效的关键有时在于客观（条件），有时在于对方的配合。
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现代的文明。与此同时，人们常处于高速、高能等高危环境，这就需要人们更尊重客观的自然规律，约束自己，不能以为是人就可为所欲为。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自然规则，不遵守法律，其结果必然是害人又害己。划分路权就是为了保障交通安全，道路通畅，避免人车相撞，是保护生命权的具体体现。而作者魏琦的观点，实质上是否认法律规定的路权原则，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只会纵容交通违法行为，使道路交通的混乱局面愈演愈烈。
可怕的是，这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思想还大有市场。


2005-4-6


“财政部两次当被告案”引起的思考

来源于: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
http://www.liaohai.com.cn

2006年3月22日，《经济参考报》以“政府采购起争议，财政部两当被告”为标题，报道了一周内两起投诉供应商与国家财政部行政争议案。一是北京中乐华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乐公司）对国家财政部不受理政府采购投诉案件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一是北京北辰亚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奥公司）对国家财政部驳回投诉处理决定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对于前者，财政部认为，政府采购项目尚未达到限额标准，也未列入政府采购目录，因而不能适用《政府采购法》，故不予以受理；而中乐公司认为，竞争性谈判方式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额，也就不存在限额标准的问题。对于后者，财政部认为，中标供应商的资质，基本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有评标专家审查，所提供的证明材料有效，因而认定亚奥公司的投诉无效；而亚奥公司认为，投标材料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且在投标日期截止后递交的。

就报道中的争议事实，笔者想谈一下两起案件引发的思考。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没有受任何一方的委托，不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也没有看到任何一方的卷宗材料。

案例一，原、被告双方的陈词都有一定的法理根据。政府采购的限额标准通常是选择不同采购方式和是否纳入集中采购的依据，但不能作为是否属于政府采购的判断根据。一般来说，是否达到限额标准是采用公开招标还是非公开招标、集中采购还是分散采购的依据。采购人如果是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了财政性资金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就属于政府采购，但我国目前法律在适用范围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即使主体、客体和资金来源都符合政府采购的特征，但如果是采购目录以外、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采购对象，依照现行法律就不认为是属于政府采购。因此，笔者认为，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所提出来的理由都有一定的法理根据。但依据现行法律，争议的政府采购诉讼案件对于原告是非常不利的。换言之，原告很难依据我国政府采购法获得权利救济。因为不论适用什么样的采购方式，都要以现行法律的适用范围作为依据。在此前提下，才考虑竞争性谈判的适用情形。但是，财政部不受理投诉案件也是缺乏法理根据的。因为财政部是财政资金的主管机关，如果采购人是中央国家机关，使用财政资金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作为同级的财政机关应该享有监督和审查采购行为是否合法的权力。故财政部门应该受理供应商的投诉，经过审查后，如果认为现行法律不能适用，可以作出驳回投诉的处理决定。但是，财政部对于投诉供应商不予以受理，不符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案例二，从报道的事实来看，这是一起由社会中介机构也就是招标公司代理的政府采购案件。这类社会中介机构是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标的，也是商业贿赂高发的场所，他们所聘请的评标专家能否站在第三者的公正立场来选择适格供应商呢？这是需要财政部门认真思考和审查核实的。一般来说，如果专家与委托人存在着利害关系，专家的费用是委托人支付的。那么，评标结果即使是客观公正的，也不应该予以采纳。这是从法理上来说的。但是，我国的《招标投标法》却允许这种不合理现象存在。这一方面为商业贿赂提供了合法的交易机会。另一方面，如果评标专家认为，中标供应商所提供的材料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对于投诉供应商来说，无形之中就增加了救济的难度。当然，财政部毕竟没有受任何一方的委托，完全可以站在第三方立场，依据法律授予的公共权力，对于投诉材料进行客观公正审查。由于《招标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两部法律不可能同时适用，依据前一部法律审查结果可能是合法的，但根据后一部法律可能就是违法的。由于两部法律在信息披露、供应商资格审查、招标程序、废标条件、法律责任、救济途径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因此，即使被告完全站在客观公正立场来审查采购行为的合法性，如果依据不同的法律也会得出不同的结果。由此可见，我们如果依据投诉供应商的投诉理由，将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综观前述，两起政府采购投诉而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由于存在着立法缺陷和两部法律的严重冲突，不论是原告还是其它供应商，靠现行法律来有效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均有一定的难度。就前述两起案件来说，被告即使能够利用法律的冲突和缺陷而胜诉，也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作为全国政府采购活动的主管机关和监督部门，比任何人、任何部门都清楚现行法律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就是公开招标，但《政府采购法》却没有公开招标程序和适用情形；竞争性谈判方式存在着许多的“黑洞”，但财政部至今没有出台一部行政规章来规范这种采购方式；两部法律处处存在着冲突和对供应商的陷阱，但《政府采购法》实施三年多来，财政部至今没有公开提出修改和完善法律的建议。就行政和司法救济途径来说，财政部门与各级法院之间是“锅碗”关系，法院所有的经费来源于财政部门，即使原告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根据能够胜诉，比如前面提到的后一个案件，然而司法机关与一方当事人即财政部门存在着直接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如何能够保证客观公正审理案件？这也是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问题。


2006年04月09日于北京

(注:本文作者谷辽海为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 高级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