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盐业管理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盐业管理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 8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盐业管理办法》已经2002年11月30日自治区第九届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
自治区主席 李兆焯
二○○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盐业管理，保障食盐专营和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工作的有效实施，保护公民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1号）、《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63号）和《食盐专营办法》（国务院令第197号），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盐资源开发和盐产品生产、加工、储运、购销及盐业管理，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自治区对食盐实行加碘供应，专营管理；对纯碱、烧碱生产用盐实行监督管理；对其他用盐实行统一经营管理。
第四条 自治区经济贸易主管部门主管全区的盐业工作，其所属盐业主管机构具体履行盐业管理职责，并组织本办法的实施。
地区、市、县盐业主管机构在上级盐业主管机构的领导下负责管辖区域内的盐业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加碘食盐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工商、质量技术监督、价格、国土资源、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配合盐业主管机构做好盐业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工作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的宣传、教育、引导，保证公民食用合格碘盐。
第二章 盐资源开发和盐场保护
第六条 盐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盐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利用、综合开发、有效保护的原则。
第七条 严格控制新开发盐资源和扩大盐业生产规模。
开发盐资源、开办制盐企业、扩大盐业生产规模的，必须经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审查同意，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自治区对合法开办的海盐场划定合理的保护区。海盐场防护堤临海正面1000米以内和纳潮排淡沟道两侧300米以内的潮间带，为海盐场保护区。
海盐场保护区具体界限的划定，由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商海盐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并征求有关单位意见后提出方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九条 除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外，禁止在海盐场保护区内从事以下活动：
（一）填（围）海或者取土、取砂；
（二）修建影响盐业生产的建筑物；
（三）排放污水和有毒、有害物质；
（四）其他有损盐业生产的行为。
共同使用海盐场防护堤的单位和个人，有义务维护防护堤的安全。
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海盐场防护堤内不属于盐田的滩涂、水面和土地的，不得对盐业生产造成不良影响。
第十条 鼓励制盐企业对小型、分散、低产、劣质的盐田实行停产或者转产，发展多种经营。盐田停产或者转产，应当报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备案，并到土地、工商等有关部门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章 盐业生产
第十一条 自治区对食盐实行定点生产制度，对碘盐实行定点加工制度。食盐生产和碘盐加工定点企业由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提出，经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颁发卫生许可证后，报国务院盐业主管机构审批。
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不得从事食盐生产，非碘盐加工定点企业不得从事碘盐加工。
第十二条 盐业生产和碘盐加工企业必须按照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下达的生产计划组织生产或者加工。未经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批准，盐业生产企业和碘盐加工企业不得擅自销售盐产品。
第十三条 盐业生产和碘盐加工企业必须具备保证产品质量的检测手段，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标准，不符合质量和卫生标准的产品不得出场（厂）。
第十四条 盐产品出场（厂）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包装并有明显标识。食盐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第十五条 在食盐中添加任何调味品、营养强化剂、药物等并以食盐产品销售的，必须经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和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批准。
第四章 盐产品储运购销
第十六条 食盐由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分配调拨，由自治区盐业公司及其分支公司专营。
第十七条 纯碱、烧碱生产用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合同订货，并限于纯碱、烧碱生产企业内自用，不得转让、抵债或者销售。
纯碱、烧碱生产企业应当将合同以及调运生产用盐的情况报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备案。
纯碱、烧碱生产企业之间因特殊原因转销合同订购的纯碱、烧碱生产用盐的，应当报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备案，并在当地盐业主管机构监督下实施。
第十八条 食盐和纯碱、烧碱生产用盐以外的其他用盐，由盐业公司统一经营，确保供应。用盐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当地盐业公司申报用盐计划，并从当地盐业公司购进所需用盐，不得擅自从制盐企业和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调运。
第十九条 在自治区境内各口岸进口盐产品或者将出口盐产品转为内销的，应当报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审查批准，并接受口岸所在地盐业主管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食盐运输实行准运证制度。跨省运输食盐，应当持有国务院盐业主管机构核发的食盐准运证；自治区境内运输食盐，应当持有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核发的食盐准运证。
食盐准运证实行铁路整车运输和公路、水路运输一车（船）一证，铁路零担运输一票一证，集装箱运输一箱一证，证货同行。禁止涂改、复制、伪造和重复使用食盐准运证。
受盐业公司委托从事食盐批发业务的单位在规定的区域内运输食盐，应当持有该盐业公司出具的有效供货发票。
食盐零售经营者在规定的区域内运输食盐，应当持有当地食盐批发企业出具的有效供货发票。
第二十一条 食盐批发实行许可证制度。从事食盐批发业务，必须持有食盐批发许可证。
申领食盐批发许可证，应当向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提出书面申请。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对具备《食盐专营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条件的，颁发食盐批发许可证，并报国务院盐业行政主管机构备案；对不具备条件的，不予发证，并书面答复申请人。
第二十二条 食盐零售实行许可证制度。食盐零售经营者应当到当地盐业主管机构办理食盐零售许可证，并取得食盐零售许可证后，方可从事食盐零售业务。
具有副食品经营资格并持有相应营业执照的经营者，均可申办食盐零售许可证。当地盐业主管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颁发食盐零售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 食盐批发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计划和规定渠道购进食盐，并在规定的销售范围内销售。
未设有食盐批发企业和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由当地盐业公司根据合理布局的原则确定食盐委托批发单位。食盐委托批发单位必须从当地盐业公司购进食盐，并在规定的销售范围内销售。
第二十四条 食盐批发企业从碘盐加工定点企业购进食盐，应当索取加碘合格证明。碘盐加工定点企业未提供加碘合格证明的，食盐批发企业不得购进食盐。
食盐批发企业应当做好食盐储备工作，保持合理库存，保障供应，不得脱销。
第二十五条 食盐零售经营者必须从当地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食盐批发企业或者委托批发单位购进食盐。
食品和副食品的加工、酿造、腌制和畜牧、水产养殖、饮食业经营者及单位食堂用盐，必须使用碘盐，并向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食盐批发企业、食盐委托批发单位或者食盐零售经营者购进食盐。
第二十六条 零售的食盐应当为定量小包装。盐业公司应当对食盐进行小包装分装加工，对因长期库存致使碘含量不足的碘盐进行补碘加工。禁止其他单位和个人分装加工小包装食盐或者对碘含量不足的碘盐进行补碘加工。
食盐小包装袋上的标识应当标注产品标准号、卫生许可证号、碘含量、分装日期、保质期、食用方法等内容。
食盐小包装袋、防伪碘盐标志由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统一管理。未经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印制、购销食盐小包装袋和防伪碘盐标志。
第二十七条 批发、零售的食盐必须是合格碘盐。食盐零售经营者不得销售非碘盐、散装盐。
禁止将下列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
（一）液体盐（含天然卤水）；
（二）工业用盐；
（三）不符合国家食盐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盐产品；
（四）其他非食盐产品。
第二十八条 因治疗疾病不宜食用碘盐的，可持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到当地盐业公司或者其指定的单位购买非碘食盐，盐业公司和指定单位应当保证供应。
第二十九条 食盐批发企业、食盐委托批发单位、食盐零售经营者在食盐购销活动中，必须严格执行价格主管部门有关食盐价格的规定。
第三十条 食盐的储存、运输应当做到防晒、防潮，符合卫生要求。食盐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载混放。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各级盐业主管机构、卫生、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以下简称盐业执法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查处盐业违法行为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对盐业法规、规章的贯彻执行情况；
（二）对违法生产、加工、储运、购销盐产品的场所实行现场检查；
（三）查阅、复制与盐业违法行为有关的合同、发票、帐簿等有关文件资料，询问违法当事人，向有关单位或者有关人员调查取证；
（四）对违法生产、加工、储运、购销的盐产品及其生产加工设备、存放工具、包装物等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五）对查获的违法盐产品或者其他违法物品，经调查并公告后仍无法查明当事人的，按无主货物依法收缴；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二条 查封、扣押违法物品，必须经盐业执法部门负责人批准并作出书面决定。
对查封、扣押的违法物品，盐业执法部门应当造具清单，由当事人或者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盐业执法部门对查封、扣押的违法物品必须妥善保管，不得动用、调换或者损毁。
盐业执法部门应当自查封、扣押违法物品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对盐业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三十三条 盐业执法部门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职权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罚；
（二）佩带执法标志，出示执法证件；
（三）为举报盐业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保密，对查阅、复制的文件资料保密；
（四）秉公执法，廉洁奉公。
第三十四条 对举报盐业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或者个人，经核实后由查处该违法行为的盐业执法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停止生产，限期拆除生产设备，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经责令停止生产仍继续生产或者逾期不拆除生产设备的，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规定的，由盐业主管机构给予警告，并可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由盐业主管机构给予警告，并可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盐业主管机构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无食盐准运证运输食盐的，由盐业主管机构依照《食盐专营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没收违法运输的食盐，对货主处以违法运输的食盐价值3倍以下的罚款，对承运人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的罚款；承运人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难以查实的，对承运人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涂改、复制、伪造和重复使用食盐准运证的，按无食盐准运证运输食盐处理。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三、四款规定，无有效供货发票运输食盐的，由盐业主管机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由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食盐零售经营者销售散装盐的，由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停止销售，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的违法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三条 盐业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具备法定条件的申请者核发食盐批发许可证或者食盐零售许可证的；
（二）发现盐业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
（四）动用、调换或者损毁查封、扣押的违法物品的；
（五）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其他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盐产品，是指氯化钠（NaCl）含量为50％以上的产品，包括食盐，纯碱、烧碱生产用盐和其他用盐。
本办法所称食盐，是指供人直接食用的盐，食品、副食品、果菜加工腌制用盐，畜牧、渔业和饲料生产用盐。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
论BOT方式及中国利用BOT法律问题的思考
宋绍青 雷玉鹏
内容摘要：BOT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投资合作方式，日益受到我国政府的重视，并将成为今后我国引进外资投资于基础建设的重要方式。我国目前调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各地在实际运作中仍会遇到许多法律障碍，有的法律规范甚至与BOT投资方式相抵触，不利于BOT项目实施和发展。本文从：BOT方式的产生与发展；BOT投资方式特征；我国有关BOT方式的立法现状及立法障碍；对完善我国BOT法律制度的建议，这几个方面对BOT方式及在中国利用BOT所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了阐述，着重阐述了就BOT方式进行专门立法的必要性，以实现现行法律体系与BOT方式的衔接。
关键词：BOT 法律障碍 特征 专项立法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即建设—运营—移交，是指政府授予私营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经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1](P142-143) BOT是国际上利用私人资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采取的一种新型融资方式，正式提出于1984年，首倡者是土耳其总理奥扎尔，并首先应用于该国的公共设施的私有化项目，具有融资能力强，自有资本需要量小，投资收益有保障等众多优点，现已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和广泛采用。中国举办BOT项目是一项较新的工作，人们对此缺乏系统的了解和认识，现行立法与BOT投资方式所需要的法律保障尚有一定差距。因而分析我国BOT的立法现状及推行BOT方式存在的法律障碍，建立和完善我国调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BOT方式的产生与发展
BOT投资方式的产生，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三世纪罗马法（Rocles）的有关规定，这在雅典法中有所记载。如当时通行于地中海地域的关于“海商借贷”（Maritime Loan）的规定，[2] 即以海运提单作为抵押的借贷制度的内容。在BOT投资方式下，承包商或发展商自己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贷。靠项目建成后的收益与该项目资产的担保得到回报，这种金融借贷性的项目投资与“海商借贷”的规定相类似。二战后，各国纷纷加速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发达国家在进行资本与技术的输出过程中，其所采取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等形式受到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的限制。而资金和技术输出的强烈要求，又迫使其不得不考虑采取其它方式，加之发展中国家因急需资金和技术，又不得不多方式引进资金，于是BOT这种自筹资金能力强，无须资金担保的投资方式便创造性地应运而生，并且很快发展、强盛起来。它不仅解决了东道国资金短缺的困难，完成了东道国因资金困难不能完成的工程项目，也使东道国比较容易地引进了先进技术，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并且培养了技术骨干和技术工人，促进了东道国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BOT投资方式实际上是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就基础设施建设所建立的特许权协议关系，是“公共工程特许权”的典型形式，其在实际运用中还演化出许多类似形式。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BOT还有BOOT（Build —Own—Operate—Transfer）和BOO（Build—Own—Operate）两种方式。
二、BOT投资方式特征
（一）BOT项目以东道国政府特许为前提和基础
BOT投资领域一般属于政府垄断经营的范围，外国投资者基于许可取得通常由政府部门承担的建设和经营特定基础设施的专营权，所谓基础设施通常包括港口、机场、铁路、公路、桥梁、隧道、电力等社会公用设施，如果没有东道国政府特许，外国私人投资根本不可能涉足公共设施等政府专营垄断的领域，也无法筹集到足以支撑项目建设所必需的巨额资金，因此,东道国政府允许外国投资者以BOT方式进入基础设施行业,实质上是东道国政府以特许协议的方式授予外国投资者的特许权,将原本只属于政府的一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暂时转让给BOT项目公司经营。
（二）BOT项目众多当事方相互关系通过一系列合同进行安排
BOT项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法律关系众多，除主要主体是东道国政府还包括项目筹建集团、项目公司、银行金融机构、承建商、经营管理公司、保险人等一般主体，它们之间通过签订一系列合同、协议来确立、保证和调整各当事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些合同协议共同构成了BOT投资方式的法律框架。如前所述，BOT的核心是政府特许，外国投资者要进行基础项目投资，首先要获得东道国政府的许可以及在政治上的风险和商业风险等方面的支持和保障，而其表现载体就是特许协议。因此，特许协议构成了BOT法律框架的基础。其他所有合同如贷款、工程承包、经营管理、担保等合同均是以此协议为依据，并为实现其内容服务。 [3](P66-68)
（三）BOT合同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基本对等
BOT投资方式下的合同是通过不同方式签订的，有的是由政府通过招标、投标、选择出一个各方面能力都较强的私人企业，然后再与谈判、详细拟定BOT投资协议的条款，有的是先由外商本人或外商通过其中合作者向政府提出申请，该申请被批准后，政府再与项目发起人通过谈判，签订BOT投资协议，无论哪种方式，BOT合同的主体双方都有签约或不签约的自由以及同意或不同意协议中某个条款的自由，因此，虽然BOT投资方式下合同主体的一方是政府，但当事人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他们经过谈判，最终在合同上签字，每一个步骤都是双方当事人积极努力的结果，都反映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不存在一方强迫或欺诈另一方签约的问题。
（四）特许权期限届满，BOT项目无偿交给东道国政府
由于在特许权期限内，外国投资者已偿还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得利润。所以，BOT项目终结时不需要进行清算，而是由东道国政府收回特许权，并全部无偿地收回整个项目，虽然政府作为一方直接参与BOT项目，但政府在特许期内不投入资金，不承担风险，项目风险全部或大部分由项目公司承担，这与传统合营形式的共同投资，共担风险的基本特点不同。
三 、我国有关BOT方式的立法现状及立法障碍
我国调整BOT方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1995年发布的《关于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和国家计委、电力部、交通部同年联合发布的《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联合”《通知》）同时，BOT项目融资必须符合1995看6月20日我国政府公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1995年发布的《关于境内机构进行项目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和国家计委、国家外汇管理局1997年联合发布的《境外进行项目融资管理暂行办法》对包括BOT项目在内的有关项目融资的问题作出规定。此外，与BOT方式有关的法律还有《关于借用长期国外贷款实行总量控制下的全口径管理的范围和办法》、《能源供应和消费的规定》、《外汇控制规定》、《关于外商投资电厂建设的暂行规定》、《电力法》等，这些法律规定基本构成了我国有关BOT方式的法律保障体系，为我国BOT项目运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尽管如此，我国目前调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于BOT项目实施的较为完善的法律环境，各地在实际运作中仍会遇到许多法律障碍，不利于BOT项目的实施和发展。
（一）两《通知》的内容存在冲突
两《通知》有关BOT方式中应否转移项目所有权问题的内容存在冲突，外经贸部的《通知》将BOT界定为“建设—运营—转交”的狭义模式，显然认为在BOT方式中不应包括转移项目的所有权，而联合《通知》第2条则规定，在特许期内项目公司拥有特许权项目的所有权，显然将BOT理解为BOOT模式，认为BOT方式中应包括转移项目所有权，两部规章内部上的冲突会造成实践中的无所适从或各行其是，不利于BOT方式在我国的良好发展。
（二）现行的外汇管理法规阻碍了BOT项目在我国的顺利实施
BOT用于我国基础设施项目，在具体实施BOT项目时，项目公司主要以境外外汇融资，而收益形式却为人民币，BOT方式的特殊性决定其不具有创汇能力，外商投资者迫切希望东道国政府允许其将当地货币兑换成外汇并可自由汇出境外，我国属于外汇管制的国家，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尽管1996年新的《外汇管理条例》在经常项目下实行浮动汇率制，而在资本项目下仍然实行严格管制，加上我国有关三资企业外汇收支平衡的规定对BOT方式又不适用，不仅使项目公司面临外汇兑换风险，也会遭到外汇平衡的矛盾。如果外汇平衡问题及当地货币汇兑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将会严重挫伤外商来中国实施BOT项目的积极性，影响项目的正常经营，阻碍了BOT项目在我国的顺利实施。
（三）现行规定使谈判难度大，审批程序过于繁琐
由于BOT投资方式自身的特殊性、复杂性加上人们对BOT项目认识程度低，缺乏谈判经验，加上国家计委的《通知》关于投资回报率不允许谈判的规定，增加了谈判难度，因为，一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很低，就很难吸引外商投资者，而BOT项目的外国投资者又非常注重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很多项目的谈判围绕回报率问题要进行多轮艰苦的“拉锯式”谈判，最终也无法达成一致，使外国投资者感到投资收益无法保障，因而积极性受挫。
BOT项目及项目公司的设立，要经过复杂的审批程序，而且主管机构依照项目的投向和规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审批程序，加上官僚主义的办事作风，行政办事效率低下，使得外商投资者认为我国BOT项目的审批程序混乱，涉及诸多部门造成项目存在多处不确定性，严重挫伤外商投资者举办BOT项目积极性。
四、对完善我国BOT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在BOT立法中对国内外投资者做出统一规定
BOT方式既包括国际BOT方式即吸收外国投资者投资的方式，又包括国内BOT方式即吸收本国投资者投资的方式。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多采用BOT方式中吸取外国资本投资的形式，但是也有国内民营企业承担BOT项目的可能性。比如1996年泉州市民营企业名流实业有限公司即以BOT方式承担了刺桐大桥工程的建设，所以对国内BOT方式加以规定，已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认为应在BOT立法中对国内外投资者作出统一规定，但是BOT方式的特殊性使得国内外投资者共同面临着许多法律障碍。因此，有必要在BOT立法中对国内外投资者遇到的共性问题作出统一规定，以消除国内BOT方式遇到的法律障碍，减少国内外投资者的差别待遇，避免不必要的立法重复，增强立法的前瞻性。
（二）完善BOT方式中我国政府保证中的有关规定
BOT方式投资于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商投资者有利可图，而它存在超过一般投资方式极大的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而一般商业风险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加强可行性研究以预测风险，严格管理以降低成本或向保险公司投保分散风险等方式来规避、化解，而政治风险则是BOT项目的外商投资者难以预测的。他们希望东道国政府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证。我国法律虽未对政府为BOT项目进行保证实行禁止，但现行法律规范的规定较为含混，如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8条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担保人”。1995年外经贸部的《通知》规定：“政府机构一般不应对项目作任何形式的担保或承诺（外汇担保、贷款担保等）。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政府不能对BOT项目提供保证，这是对政府保证和一般担保的混淆，使得一些外商投资者认为在中国搞BOT项目条件不成熟，风险太大，从而影响我国BOT项目的顺利开展。
而从国际实践来看，政府对BOT项目中的保证有两类：一类是对投资回报率等问题所做的商业担保，另一类是政府对项目发起人所做的政策性承诺，而我以为，我国应采用第二种担保。因为以投资回报率为例，有投资就有风险，而此类商业担保中的风险是投资者可预测的商业风险，如果承诺给予对方，则无异于将本应由投资者承担的风险转移政府身上，容易使政府陷入债务危机之中，这种做法虽然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BOT项目，但无疑是在损害国家利益。因此我国BOT政府保证应仅限于第二类担保，即政府对项目发起人所作的政策性承诺，应包括以下内容：1、对BOT项目保证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BOT项目可以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征收，并给予适当的补偿。2、保证对BOT项目的外汇兑换，解决项目公司外汇平衡。3、对投资者给予竞争保护，即不在同一地区从事相同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保证投资者的收益不会受到竞争威胁。4、保证给予投资者一定的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等。
政府一旦将保证内容写入BOT协议中，就应承担起保证义务。政府一旦违反保证义务，即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而这必将影响有关国家害豁免的问题，我国长期以来都坚持国家绝对豁免主义。而BOT项目规模大，周期长，如果我国在BOT方式中仍采用此观点，则会使BOT投资者失去法律救济途径，不利于对BOT投资者的权益保护，减少投资者投资我国BOT项目的信心，从而影响BOT在我国的推行。因此，我认为，我国政府对BOT项目放弃或部分放弃国家豁免权，以加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促进BOT方式在我国的推行。
（三）在BOT投资方式中关于《ＳＣＭ协议》应注意的问题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及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外资项目规定了特殊的税收减免等优惠，属于产业性税收减免优惠，是《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简称《SCM协议》）中规定的可申诉补贴，可能招致别国根据《SCM协议》或其反补贴法对我国提起的反补贴指控。如果指控成立，将使我国遭受重大损失。而在BOT方式中，优惠政策又必不可少，因此，为了避免反补贴指控，应调整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增加《SCM协议》中的不可申诉补贴形式，如增加环保补贴和西部地区的补贴 等。
（四）进行BOT专项立法，完善我国BOT法律制度
我国尚未制定有关BOT的法律或法规，因此，我国亟需制定一部关于BOT 投融资方式的专项立法，以规范BOT方式的操作程序和运作方式，实现现行法律体系与BOT方式的衔接，为BOT方式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1、BOT立法模式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