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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委


国家计委关于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的通知
1991年6月21日，国家计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业以李鹏总理签署的第82号国务院令发布，并于一九九一年度起施行。《暂行条例》的实施细则、补充规定等也即将下发。为切实贯彻落实《暂行条例》及其有关规定，配合财政、税务、银行等部门做好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以下简称“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征收管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开征投资方向调节税是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一项重大政策措施，其目的是用经济手段引导投资方向，贯彻国家产业政策。这一措施有利于加强国家重点建设，改善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此项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量和难度较大，各级计划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充实力量，认真做好开征工作。各部门（公司）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计委（计经委）、经委要有一位主管投资工作的领导负责。同时要充实和组织力量，配备人员，做好干部的业务培训工作，以适应开征投资方向调节税工作的需要。
二、要根据《暂行条例》及其附件规定抓紧做好投资项目税率税金的审核工作。审核期间，对基本建设项目，应按单位工程逐一确定适用税率，列明税率税金；对技术改造项目，应列明建筑工程投资额及税率税金。各部门（公司）要将投资项目计划在列明税率税金后，抄送项目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计委（计经委），其中，技改项目同时抄送经委。各省、区、市经委要将各自管理的技术改造投资项目计划在列明建筑工程投资额及税金后抄送计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计委（计经委）将本地所有投资项目计划及税率税金汇总后，交同级税务机关进行核准。
三、要配合税务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做好宣传工作。开征投资方向调节税是投资领域的新税种，必须广泛进行宣传。要在注重宣传效果的前提下，运用各种形式和手段，深入宣传开征投资方向调节税的目的和意义及有关政策精神。以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使各级领导和纳税单位及个人都能树立全局观点，增强纳税意识，主动履行纳税义务。
为确保《暂行条例》的有效实施，各级计划部门必须加强同各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强化源泉控管，以使这项工作尽快正常运行。
四、各级计划部门应扎实地做好基础工作，尽快在投资项目计划环节方面建立必要的征管工作制度。特别要从各类投资项目纳税计划、纳税审核和发放投资许可证等基础工作方面认真准备，从严把关。
五、要严格依法办理，开征投资方向调节税，是筹措重点建设资金，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各级计划部门要带头坚持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对必须交纳的税金，各地不得随意变通，更不允许擅自更改税目税率和减免税金。同时要协助各级税务部门做好征收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对偷税、漏税、抗税的行为，必须依法严肃处理。同时要坚决执行投资许可证制度，对不纳税的不予发放投资许可证，未领取投资许可证的各类项目一律不得建设，银行不得拨款、贷款。投资许可证统一由省级计委（计经委）发放，省级发放确有困难的，可由省级计委（计经委）委托地（市）级计委发放。其它任何单位无权发放。其中，经委管理的技术改造项目，按经委核定的计划，由计委发放。
六、投资许可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印制，统一格式将随《补充规定》在近期内下发。各地必须于今年九月底以前办理完各类投资项目投资许可证发放工作。对在九月底以前未办理纳税手续和领取投资许可证的项目，将一律停止拨款、贷款，有关部门应责令其停止建设。


关于我国政党制度的法律思考

王双全


主题词：法律思考 政党制度 我国
内容提要：本文从分析当今世界不同的政党制度入手，联系我国政党制度的社会政治基础和发展历史，诠释其存在、发展的法律依据，从而阐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中所做的努力。


我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其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认真研究和理解我国政党制度，对于维护宪法的权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关于政党制度的基本概况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通过其政党有组织地单独或联合掌握国家政权，以对社会实行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其实质是一个国家的政党干预国家政权所采取的方式，即居于垄断地位的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方式。政党制度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而且在哪些国家属于哪种类型的政党制度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少争论，传统的三分法以主要政党或居于垄断地位的政党的数目和掌权方式为根据，把各国的政党制度分为多党制、两党制和一党制。在这一分类下，西方学者还以政治结构为标准，将多党制国家的政党制度分为北欧型、南欧型和日本型等。政党制度还有比较通行的分类，如：以政治性质和阶级实质为标准，分为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和无产阶级政党制度；以政党之间是否存在竞争为标准，分为竞争性政党制度和非竞争性政党制度等。此外，总有学者对政党制度的分类提出质疑和挑战，先后提出许多新的“创造性”的分类法，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新的政党制度理论不断出现，例如:以"无竞争性"和"竞争性"为根据的分类法，以"执政方式"和政党“内在特性”为根据的分类法，以物理学的磁场原理研究政党制度和以"政治结构"为根据的政党制度分类法等。
上述政党制度的分类绝大多数是西方学者的观点，这些分类法已经超越了政治学上的方法论问题，却表现出各自政治方面的褒贬倾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政党制度的实质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国家是脱胎于旧的国家政权而建立起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政权，其政党制度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同时又以共同承认共产党为国家的主要领导力量为前提和活动准则，建立了党与党之间的新型合作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一党制，主要以前苏联为代表，受其影响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这种政党制度，如巨变前的一些东欧国家；二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以中国为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的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
二、 我国政党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情况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㈠我国政党制度的产生既有科学理论为指导又有别国实践的借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她为了达到革命目的就必然同其他政党联合，“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如“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前苏联十月革命后曾经有过多党合作的历史，但由于左派社会党人与俄共（布）在外交政策等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及其采用发动叛乱的极端行为，破坏了多党合作的可能。客观因素促成了前苏联的一党制。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在全新的社会形态基础上，吸取了别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创造性发展。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并坚持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
㈡我国的政党制度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目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八个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最初在政治上主要反映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为着共同的要求而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尽可能地争取、联合其它可能联合的阶级和政党，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原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与各民主党派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在共同斗争中不断发展了这种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实践中，确立了在全国人民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由于自身和环境的原因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所以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才能达到自己的要求和目标。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合作和共同奋斗的历史，奠定了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
㈢我国的政党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标志着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正式走向制度化。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我国多党合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正确分析了民主党派阶级基础的变化，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选择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使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确立。1957年下半年以后至文革期间，我国的政党制度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各民主党派经受了严峻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八字方针得到进一步充实完善，极大地调动了各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党的十三大报告肯定了多党合作的十六字方针，同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认了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既突出共产党的领导，又拥有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为主要内容的一项国家长久的基本政治制度。
㈣我国的政党制度体现了宪法的基本精神。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界定了我国多党合作的性质，即“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党的十四大把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据民主党派的提议，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四条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内容。从此，我国的政党制度由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被确认为国家意志。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把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列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一。在宪法基本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指引下，我国的政党制度建设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三、坚持我国政党制度就是维护宪法权威
政党自产生以后就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各国宪法对政党一般不作规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的西方国家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便明确要求把政党法律化，以便把政党的活动纳入资产阶级法治轨道。如美国《1954年共产党管制法》规定，共产党不受法律保护。剥夺了美国共产党作为政党享有的各种权利，成为美国政府在上世纪50年代对本国共产党进行严厉镇压的依据。从世界范围看，宪法中明确规定政党问题的还是少数，多数国家是以宪法惯例的形式对政党的组织与活动予以确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初期，宪法中同样未规定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但也不是通过宪法惯例实现的，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理论宣传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宪法解释获得公认的。经过发展变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中，一是明确规定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二是明示或暗示其他民主政党的合法地位以及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合作关系。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是诸法之首，在百法之上，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最高行为准则。同时，宪法也是宪政的根本依据，但制定了宪法不一定拥有宪政。宪政的核心是民主政治，由宪法转化为民主宪政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提高的同时民主宪政才逐渐形成。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政党制度与民主宪政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为了使人民对于政府所作的决定有发言权，并保护普通人民反对专横的政府，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从而产生了民主的政党制度。”（[美]哈罗德?F、戈斯内尔等著：《美国政党和选举》，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由此看来，民主宪政的发展必然带来政党制度的产生。反过来，政党制度不是消极地受制于民主宪政的发展，而是对民主宪政的发展有着积极地推动作用。十六大党章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政治文明包含了民主宪政的内容。既然民主宪政是伴随着宪法而产生和发展，那么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就是在维护民主宪政，也就是倡导政治文明。我国现行宪法自1982年公布后，党中央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三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三次修改使宪法更加符合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时代特征，实现了宪法的“与时俱进”。
1999年我国宪法修正案为第五条增加的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五款又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是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因此，党的十五大依据宪法精神在党章总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党的十六大党章又在总纲中增写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这说明，尽管中国共产党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却毅然把自己的行动纲领自觉地纳入宪法和法律规范的轨道，这与她丝毫没有自己的一党私利而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张是根本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管理国家事务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各政党中处于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能够自愿接受其政治领导，主要是靠正确的政治主张和自身的模范行动，以及对参政党的平等相待而实现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所致力于的奋斗目标都是共同的，在治理国家政权中无论执政党还是参政党，相互之间能够实行政治协商、互相监督，而正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才首先是接受民主党派监督的对象。在遵守宪法和法律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都享有规定的权利和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都应当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护宪法实施的职责。
总之，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建立在宪法基本精神之上，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而盛开的一朵奇葩。它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既有利于发扬民主，充分调动我国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避免西方的政党制度带来的弊端，从而实现广泛民主和集中领导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

参考文献：
我国1982年宪法。
王广辉：《比较宪法学》，武汉水利电力出版社1998年版。
罗豪才、吴撷英：《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重排本。
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周中叶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中国共产党党章。
张树桐：《我国多党合作的历程》，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王双全
单位：空军总医院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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