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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


民政部关于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形成了全社会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但受经济贫困、监护缺失、家庭暴力、教育失当等影响，一些未成年人遇到了生存困难、监护困境和成长障碍，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社会保护制度。为探索建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民政部决定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思路


　　坚持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优先，加强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强化源头预防和综合治理，积极拓展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内容，帮助困境未成年人及其家庭解决生活、监护、教育和发展等问题，探索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体系建设，最大限度减少未成年人流浪乞讨和其他受侵害现象，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二、基本原则


　　（一）以人为本，创新发展。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为试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为民解困，创新工作理念和方法，完善政策措施，探索面向所有未成年人的新型社会保护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


　　（二）预防为主，标本兼治。坚持从源头抓起，筑牢基础防线，完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网络，加强对家庭监护的指导监督和困难家庭的救助帮扶，增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辅导，及时救助保护困境未成年人，严厉打击涉及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净化社会环境。


　　（三）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落实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发挥政府在政策制定、设施建设、资金投入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发挥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政府举办的社会服务平台作用，建立分工明确、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合力。


　　（四）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多措并举，注重实效。合理确定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基本内涵、主要目标、重点任务、推进措施和分析评价。创新工作载体，解决困扰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难点问题，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效保障。


　　三、试点地区


　　民政部在北京市、河北省石家庄市、辽宁省大连市、吉林省长春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江苏省苏州市、安徽省蚌埠市、福建省厦门市、江西省万载县、山东省泰安市、河南省郑州市、湖北省荆州市、湖南省常德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重庆市万州区、四川省成都市、贵州省凯里市、陕西省宝鸡市、兴平市、新疆自治区阿克苏地区等20个地区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另行确定省级试点地区。


　　四、主要内容


　　（一）建立未成年人社区保护网络。在城乡基层建立社区儿童服务中心，开展流浪乞讨、失学辍学、留守流动、监护缺失等困境儿童的排查摸底和定期走访工作，为有需求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临时照料、教育辅导、心理疏导、监护指导、政策咨询、亲职能力培训、帮扶转介等服务。


　　（二）加强家庭监护服务和监督。建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机构，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指导社区儿童服务中心开展活动，督促村（居）委会建立随访制度，对问题家庭进行监护干预，提升家庭抚养和教育能力。


　　（三）保护受伤害未成年人。建立受伤害未成年人发现、报告和响应机制，配合相关部门打击操纵、教唆、利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协调相关部门对漠视、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等事件进行调查核实，收集保存相关证据，评估未成年人受伤害程度，为未成年人提供及时保护、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服务，落实国家监护责任。


　　（四）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救助帮扶。充分发挥现有救助保护机构的职责作用，积极开展延伸服务，帮助困境未成年人及其家庭落实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和扶贫开发等政策，将救助保护机构拓展为社会保护转介平台，面向社会开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服务。


　　（五）健全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机制。明确相关部门、基层组织、社会组织、专业机构、各类志愿者的工作职责和协作程序，建立完善监测、预防、报告、转介、处置等保护体系，形成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机制。


　　（六）完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分析梳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现状，提出完善法规政策、强化部门职责、推进社会协同的相关措施，构建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有效衔接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试点工作领导机制，调整充实人员机构，落实目标责任、加强监督考核，切实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试点工作。要切实加强与有关部门、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沟通协调，争取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工作配合。


　　（二）加大保障力度。各地和试点地区要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扶持、项目合作、智力支持等多种方式，切实保障试点工作顺利开展。要积极动员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专业组织等方面的资源，鼓励企事业单位、公益慈善组织、热心人士提供捐助和社会保护服务，并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力量参与。


　　（三）提升工作水平。要认真研究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对象、范围、定位和思路，充分运用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制订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整体架构和基本模型，探索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方式方法，构建直接面向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网络和体系。要建立科学评估机制，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总结和探索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实践和规律，推广先进经验，加大宣传力度，为试点工作创造良好氛围。


　　请各地按照本通知精神，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民政部确定试点地区要尽快研究制定试点工作方案，报送省级民政部门和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备案后实施，并及时报告试点工作进展情况。


民 政 部
2013年5月6日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制度有待理顺

作者：谷辽海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发表时间：2005年9月20日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是指政府采购的投标文件（包括招标以外采购方式中的报盘文件、报价文件等）在开标之前，具有技术、经济等方面高级职称的专家学者受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的聘请，参加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政府采购活动评审，依照法律和招标文件的规定，对投标文件进行审查、评估和判断，以确定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合格供应商。

我国的《招标投标法》有多个条款规定公共采购评审专家的权利和义务，但《政府采购法》没有一个条文规范评审专家。为此，财政部协同监察部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７日共同制定了《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招标投标法》虽然建立了公共采购的评审专家制度，但由于立法的缺陷，受聘专家难以站在第三方的立场进行客观公正、公平的评审。《办法》虽然进行了一些弥补，但毕竟是属于行政规章，其位阶较低，又不能与法律相冲突。以下，笔者从立法所存在的缺陷和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对我国的评审专家制度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现行法律为采购主体牟取私利提供了法定机会。我国公共采购市场活跃的一支庞大队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招标公司，从业人员鱼龙混杂，不需要参加全国统考获得从业资格，不需要领取全国统一的上岗执业证，很少有经过专业的法律职业培训，不受公务员编制的法纪约束，没有专门规范其行为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多年来，国家公共采购的重大项目基本上都是委托这些中介机构来完成的。根据《招标投标法》规定，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中标供应商的确定是由评标委员会来决定的，表面上似乎很公正。然而，评标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来源于招标公司的专家库，报酬是由招标公司支付的，酬金的多少也是由招标公司决定的。受聘专家拿了招标公司给付的酬金，评审意见不可能违背委托人的意志。

这样看来，好像所有的黑箱操作都源于招标公司，也不尽然。供应商想获得采购项目主要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直接从采购人通常是用户下手，按照采购标的额给付具体掌权人回扣。招标公司为了源源不断地代理业务，通常都会对采购人俯首贴耳，言听计从，服从对中标供应商的安排。其二，是通过寻租人招标公司这个桥梁，通络关系，为行贿人和受贿人提供方便，然后获取相应报酬。由于寻租人为了承揽采购项目的代理业务，从而能够在中标供应商那儿获取巨额的采购代理费和中标服务费，为此，招标公司情愿为设租人当替罪羊。可见，现行法律为设租人和寻租人提供了合法的获取私利空间。

其次，评审专家的管理缺乏科学有效的机制。首先，评审专家库管理混乱。根据《招标投标法》，公共采购市场的评审专家主要来源于两类专家库，一是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专家名册；一是招标代理机构自己建立的相关专业的专家库内。专家的产生可以采取随机抽取方式，也可以直接确定。依照《办法》，专家库由财政部门统一建立和管理，也可以借用代理机构的专家库，评审时在财政部门监督下通过随机方式抽取。其次，评审专家无法有效进行评审。为了避免评审专家与采购主体和供应商之间进行“勾兑”串通的几率，《办法》规定，评审专家的抽取时间原则上应当在开标前半天或前一天进行，特殊情况不得超过两天。评审专家都是业余的，有自己的科研业务，随机抽取的专家在开标前半天接到开会通知，有些根本就无法参加评审，有些匆忙赶到现场，也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马上有自己的独立观点。因为厚如砖块的数百页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全部看完至少需要两三天时间。评标现场的专家打分基本上是招标公司误导的结果。第三，评审专家的专业分类不科学。现行法律只规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非常笼统，导致评审专家的确定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第四，电脑随机抽取专家并不能保证评审活动的公正。虽然电子商务普遍进入了我国的各级政府机关，互联网对于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大有帮助，然而虚拟世界中的各种程序毕竟是在我们自然人控制之下。第五，法律方面的专家基本上都被排除在政府采购活动之外。“标书”的合法性、供应商的商务资质、评标程序的合法性等方面都涉及到法律问题，但我们在评审专家名录中很少看到有法律界的专家介入。第六，评审专家的数量存在着尴尬。根据《招标投标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其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为五人以上单数。实践中，不管多大的采购项目，招标公司通常将评审专家控制在五名以内。因为多增加一名专家，就意味着招标公司多支付一份报酬。同时也不利于招标公司对专家的意见进行统一和控制。第七，现行法律限制了评审专家的地区分布。依照《招标投标法》，评审专家应当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八年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具备这样条件的专家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大城市，中小城市相对就少，采购主体可以选择的余地也就很有限。同样道理，如果北京的专家到西部一个城市去参加评审，必然会增加招标公司的费用支出。第八，现行法律造成了评标委员会主任委员独断专行。根据法律和行政规章，评标工作由评委会负责。在实际操作中，多数项目五人组成评委的时候比较多。五人当中，三人是外请的专家评委，一人是采购人的代表，一人是招标公司的代表，往往大家轮流“执政”，如果采购人的代表“官”比较大，是单位的某长，也许是上级部门的领导，那么，他有倾向地介绍情况，找意向的投标供应商“询标”，成为实际上的主持人，很容易使评委会迅速做出评标结论。如果由外聘的专家担任评委会的主任委员，相对而言，利大于弊。

总而言之，不论是立法还是实践，我国的专家评审制度均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果想从根源上解决上述的重大缺陷，必须将符合国际惯例的《招标投标法》内容纳入到《政府采购法》中，取消能够产生私利空间的法条，同时改变定标方法，限制综合评分方法的广泛运用，拒绝以营利为目的招标公司代理政府采购业务，从而才能降低寻租人与设租人合作博弈的几率。（１９）

(注:本文作者谷辽海为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