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署、公安部关于建立案件移送制度和加强工作协作配合的通知
审计署 公安部
审计署、公安部关于建立案件移送制度和加强工作协作配合的通知
审计署 公安部
审法发(2000)4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审计厅（局）、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审
计署各派出机构：
近年来，各级审计机关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国务院领导关于审计机关要突出重点，注重查处大案要案的指示精神，在审计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犯罪线索，并根据有关法律关于案件管辖分工的规定，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查处，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特别是1997年10月1日修订后的刑法施行之后，各级审计机关和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加大了查处和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财产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为进一步规范案件移送工作，加强协作配合，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充分发挥审计机关和公安机关在维护财经秩序，打击经济犯罪方面的作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健全案件移送制度。审计机关在审计过程中，发现被审计单位或者有关责任人员有犯罪嫌疑，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刑事案件范围（见附件1）的，应当填写《审计机关移送处理书》（见附件2），连同案件有关证据材料一并及时移送同级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对于审计机关移送的犯罪案件线索，应当填写《审计机关移送处理书送达回执》（见附件3），予以接受，并迅速进行审查。审查后，及时将立案的决定或者不立案的理由通知移送犯罪案件线索的审计机关，并将不立案的案件有关材料退还审计机关。经审查，对于属于其他公安机关管辖范围的犯罪案件，应当在24小时内，转送有关公安机关，并告知移送犯罪案件线索的审计机关。接受转送的公安机关经过审查后，应当将是否立案的决定及时通知移送犯罪案件线索的审计机关。审计机关对公安机关不立案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提请公安机关进行复查；公安机关应当复查，并将复查结果通知审计机关。
公安机关对接受的犯罪案件线索立案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应当及时通知移送犯罪案件线索的审计机关。
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发现有关单位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属于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范围（见附件4）的，应当将违法行为线索移送审计机关处理。审计机关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通报处理结果。
二、加强办案协调与配合。审计机关和公安机关在查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工作中，要本着各司其职、通力合作的原则，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为加强联系，有利工作，各级审计机关和公安机关要经常交流、通报情况，也可以根据需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审计机关在审计过程中，发现被审计单位或者有关责任人员有犯罪的重大嫌疑，并且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或者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等情况，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予以处置。公安机关在查处经济犯罪案件过程中，需要审计机关协助查证的，审计机关应当予以配合。
三、突出重点，加强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各级审计机关和公安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加强协作配合，加大打击力度，重点揭露走私，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危害税收征管，扰乱市场秩序和侵犯财产等类案件，并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审计机关对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处理。各级公安机关对审计机关移送的犯罪案件线索，要集中优势警力，运用多种侦查手段，快侦快破，及时查处。
四、严格依法办案。在查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各级审计机关和公安机关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的职责、权限和程序，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既要防止以罚代刑，降格处理，又要防止扩大打击面。
五、各级审计机关和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本通知的规定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分别报审计署、公安部。
附件1：审计机关在审计工作中常见的依法应移送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的规定，审计机关在审计工作中常见的依法应移送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如下：
1．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下列案件：
（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第140条、第149条第1款）；
（2）生产、销售假药案（第141条）；
（3）生产、销售劣药案（第142条）；
（4）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案（第143条）；
（5）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第144条）；
（6）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案（第145条）；
（7）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案（第146条）；
（8）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案（第147条）；
（9）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案（第148条）；
（10）走私武器、弹药案（第151条第1款）；
（11）走私核材料案（同上）；
（12）走私假币案（同上）；
（13）走私文物案（第151条第2款）；
（14）走私贵重金属案（同上）；
（15）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案（同上）；
（16）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案（第151条第3款）；
（17）走私淫秽物品案（第152条）；
（18）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第153条、第154条）；
（19）走私团体废物案（第155条第3款、第339条第3款）；
（20）虚报注册资本案（第158条）；
（21）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案（第159条）；
（22）欺诈发行股票、债券案（第160条）；
（23）提供虚假财会报告案（第161条）；
（24）妨害清算案（第162条）；
（25）隐匿、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案（第162条）；
（26）公司、企业人员受贿案（第163条第1款、第2款，第184条第1款）；
（27）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案（第164条）；
（28）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第165条）；
（29）为亲友非法牟利案（第166条）；
（30）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第167条）；
（31）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案（第168条）；
（32）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案（第169条）；
（33）伪造货币案（第170条）；
（34）出售、购买、运输假币案（第171条第1款）；
（35）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案（第171条第2款）；
（36）持有、使用假币案（第172条）；
（37）变造货币案（第173条）；
（38）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案（第174条第1款）；
（39）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案（第174条第2款）；
（40）高利转贷案（第175条）；
（4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第176条）；
（42）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案（第177条）；
（43）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案（第178条第1款）；
（44）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案（第178条第2款）；
（45）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案（第179条）；
（46）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第180条）；
（47）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案（第181条第1款）；
（48）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案（第181条第2款）；
（49）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案（第182条）；
（50）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案（第186条第1款）；
（51）违法发放贷款案（第186条第2款）；
（52）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案（第187条）；
（53）非法出具金融票证案（第188条）；
（54）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案（第189条）；
（55）逃汇案（第190条）；
（56）洗钱案（第191条）；
（57）集资诈骗案（第192条）；
（58）贷款诈骗案（第193条）；
（59）票据诈骗案（第194条第1款）；
（60）金融凭证诈骗案（第194条第2款）；
（61）信用证诈骗案（第195条）；
（62）信用卡诈骗案（第196条）；
（63）有价证券诈骗案（第197条）；
（64）保险诈骗案（第198条）；
（65）偷税案（第201条、第204条第2款）；
（66）抗税案（第202条）；
（67）逃避追缴欠税案（第203条）；
（68）骗取出口退税案（第204条第1款）；
（69）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第205条、第208条第2款部分行为）；
（70）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第206条、第208条第2款部分行为）；
（71）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第207条、第208条第2款部分行为）；
（72）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第208条第1款）；
（73）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第209条第1款）；
（74）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案（第209条第2款）；
（75）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第209条第3款）；
（76）非法出售发票案（第209条第4款）；
（77）假冒注册商标案（第213条）；
（78）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第214条）；
（79）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第215条）；
（80）假冒专利案（第216条）；
（81）侵犯著作权案（第217条）；
（82）销售侵权复制品案（第218条）；
（83）侵犯商业秘密案（第219条）；
（84）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案（第221条）；
（85）虚假广告案（第222条）；
（86）串通投标案（第223条）；
（87）合同诈骗案（第224条）；
（88）非法经营案（第225条）；
（89）强迫交易案（第226条）；
（90）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案（第227条第1款）；
（91）倒卖车票、船票案（第227条第2款）；
（92）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案（第228条）；
（93）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第229条第1款、第2款）；
（94）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案（第229条第3款）；
（95）逃避商检案（第230条）。
2．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中的下列案件：
（1）抢劫案（第263条、第267条第2款、第269条、第289条部分行为）；
（2）盗窃案（第264条、第196条第3款、第210条第1款、第253条第2款、第265条）；
（3）诈骗案（第266条、第210条第2款、第300条第3款部分行为）；
（4）抢夺案（第267条第1款）；
（5）聚众哄抢案（第268条）；
（6）职务侵占案（第271条第1款、第183条第1款）；
（7）挪用资金案（第272条第1款、第185条第1款）；
（8）挪用特定款物案（第273条）；
（9）敲诈勒索案（第274条）；
（10）故意毁坏财物案（第275条）；
（11）破坏生产经营案（第276条）；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规定的骗购外汇案。
附件2：审计机关移送处理书格式
＊＊＊＊＊＊（审计机关全称）
移送处理书
审＊移〔＊＊＊＊〕＊＊号
＿＿＿＿＿＿＿＿＿＿＿＿＿＿＿＿＿＿＿＿＿＿＿＿＿＿
＊＊＊＊＊＊关于＊＊＊＊＊＊的移送处理书
＿＿＿＿＿＿：
我们在对＊＊＊＊＊＊的审计过程中，发现＊＊＊＊＊
＊有下列行为：
＿＿＿＿＿＿＿＿＿＿＿＿＿＿＿＿＿＿＿＿＿＿＿＿＿＿
＿＿＿＿＿＿＿＿＿＿＿＿＿＿＿＿＿＿＿＿＿＿＿＿＿＿
我们认为，＊＊＊＊＊＊行为涉嫌犯罪，依法应当追究刑
事责任，现移交你＊依法处理，并请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我
＊。
附件：证明材料＊＊份
（审计机关印章）
＊＊＊＊年＊＊月＊＊日
附件3：审计机关移送处理书送达回执格式
＊＊＊＊＊＊（审计机关全称）
送达回执
受送达人：
送达文书名称：
送达人签名：
送达方式：
＿＿＿＿＿审＊移送〔＊＊＊＊〕＊号＿＿＿＿＿
送达回执
审＊移送〔＊＊＊＊〕＊号
送达文书名称：
送达人：
送达时间：＊＊＊＊年＊＊月＊＊日
送达方式：
受送达人： （签名） ＊＊＊＊年＊＊月＊＊日
代收人： （签名） ＊＊＊＊年＊＊月＊＊日
备注：
附件4：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审计机关对下列事项进行审计监督：
1．与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拨款关系的国家机关、军队、政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以及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2．本级预算的执行情况。
3．中央银行的财务收支。
4．国家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损益。
5．国家的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
6．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的资产、负债、损益。
7．国家建设项目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
8．政府部门管理的和社会团体受政府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
9．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的财务收支。
10．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审计机关进行审计的事项。
2000年4月27日
浅析不安抗辩权的优缺点
刘亚利
我国的《合同法》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和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现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时代潮流，代表着世界民商法发展的趋势。本文对《合同法》中有关不安抗辩权的规定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其优点和不足。
不安抗辩权是指双务合同成立后，应当先履行一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将不能履行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时，在对方没有履行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所拥有的拒绝先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
不安抗辩权源于德国法，又称拒绝权，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大陆法系的一项传统制度，它与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一起，对双务合同中的先履行一方提供了法律保护。我国新修订的《合同法》在承继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对传统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不足加以改进，在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救济方法、对行使权利的限制和对滥用不安抗辩权的补救措施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系。它体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防止合同欺诈、保障交易安全、实现有序竞争的立法意图，也体现了我国合同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合同制度及国际商务合同贸易规则的接轨。
《合同法》对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规定，我国的《合同法》对不安抗辩权制度做出了如下规定：
“第六十八条 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 （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
（三）丧失商业信誉；
（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十九条 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优点
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有关不安抗辩权的法律规定相比，我国的《合同法》有以下几个优点。
一、对行使条件作了更充分详细的规定。
按照传统理论，不安抗辩权的应用应具备如下条件：（1）须因双务合同互负给付义务；（2）须合同双方特别约定一方应先履行义务；（3）须在双务合同成立后对方发生财产状况恶化；（4）须对方财产显著减少，可能难以履行。然而财产的减少并不是相对人不能履行或不愿履行的唯一原因和表现，商业信誉的丧失，技术机密的泄露以及其它诸多原因都可能造成相对人履约能力的丧失。因此传统大陆法中对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仅限于“财产显著减少，有难以履行的可能”的规定就显得过于僵化，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合同法》突破了这个限制，把商业信誉的丧失作为判断相对人失去履约能力的标准之 一，体现了诚实信用的立法原则。同时，《合同法》还通过第六十八条第四款的概括性的规定，把一切有害于合同履行的行为都包括到相对人丧失履约能力的判定标准当中，大大拓宽了不安抗辩权的使用范围，给合同的先履行方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护。
二、既反映了先履行方的履行权益，又充分照顾到后履行一方当事人的期限利益。
从《合同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合同先履行方并没有获得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者要求对方提前履约的权利，在中止履约并尽了通知义务后，先履行方只能处于等待的状态之中，而无权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约。这一规定充分考虑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因为后履行方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其履约能力降低、难以履行的状态可能只是暂时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还可能恢复履行能力。如果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就要求后履行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行，会对后履行方造成额外的负担，进一步降低其履约能力，这是明显不公平的。法律不能为了避免一种不公平的后果而造成另一种不公平，因此不给予先履行方要求后履行方提供担保和提前履约的权利体现了对后履行方的保护。同时，《合同法》对后履行方提供担保的行为并未作任何的限制，后履行方为了避免对方中止履行后可能造成的损失，也可以自愿提供担保。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合同法》的先进性。
三、进一步完善了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辩权之后的救济方式。
不安抗辩权规定先履行方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后履行方丧失或可能丧失履约能力时可以中止对合同的履行，一旦对方提供了充分的担保，则应继续履行义务。但如果后履行方不提供担保，那么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辩权之后，是否可以接着解除合同呢？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此的规定十分模糊。这种救济方式的不明确导致了先履约方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我国的《合同法》明确规定：后履约方“在合理期限内未能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并进而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对先履行方提供了明确的救济。
《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不足；
一、由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引入的有关规定与不安抗辩权制度间存在矛盾。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这条规定是由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引入的，它给与了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法律并没有限制这种权利适用于何种场合，因此可以认为这条规定对同时履行和先后履行两种场合都是适用的。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履行债务时，另一方当事人适用第九十四条规定，直接享有解除权，这与英美法系对明示预期违约的处理是相同的。但当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时，既可以解释为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不履行主要债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直接解除合同，这是英美法系对默示预期违约的处理方法；又可解释为第六十八条第四款“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这时另一方当事人只享有不安抗辩权，可以中止合同的履行，等待相对人提供履约保证，但无权直接解除合同，这是大陆法系对默示预期违约的处理方法。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出现在了同一部法律里，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矛盾。如果赋予先履行人选择适用第九十四条的权利，则极有可能造成先履行一方滥用合同解除权的局面，使得第六十八条所设置的一系列旨在保护后履行方合法权益的措施形同虚设，从而损害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这个问题是我国新《合同法》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相关制度的融合还不够彻底造成的，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解决。
二、举证责任过重。
与英美法系的默示预期违约制度和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允许有较低限度的主观判断不同，我国合同法对举证责任的要求相当严格。《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行使不安抗辩权的一方应当负举证责任，这是各国法律所认同的，但即使在市场规则比较完善的国家，要取得“确切证据”也决非易事，更何况目前我国的法制环境还不完善，要掌握“确切证据”相当地困难，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不允许当事人有较低限度的主观判断，虽然可以避免当事人不当行使或滥用不安抗辩权，但却大大增加了当事人使用不安抗辩权的成本，有违设立不安抗辩权的初衷。因此可以在要求先履行方负举证责任的同时，要求后履行方负一定的反证责任，以减少不安抗辩权的使用成本。
三、“适当担保”含义不清。
《合同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当后履行一方提供了“适当担保”后，先履行一方应恢复合同的履行。但对于“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就给先履行一方留下了可乘之机。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担保不适当为名拒绝履行其本不愿履行的合同，从而造成后履行一方的损失。因此应当对“适当担保”做出明确的司法解释，使法律更清晰。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我国的《合同法》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和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现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时代潮流，代表着世界民商法发展的趋势。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和庭审实践共同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