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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人大常委会


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沙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若干规定》的决定

（2011年4月27日长沙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1年5月27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长沙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对《长沙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若干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六条修改为：“本规定实施前已购电动车的所有人应当凭合法有效的资料，依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具体规定办理备案手续。对已备案的电动车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统一临时编号，发放编号牌和行车证。按规定悬挂编号牌的电动车，在确保安全驾驶的前提下方能上道路行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
　　二、增设一款作为第六条第二款：“鼓励保险公司开展电动车、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事故责任保险业务。”
　　三、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应当按照《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的规定，登记上牌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放行驶证方能上道路行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十五公里。”
　　四、第九条修改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电动车备案、编号、发放编号牌、行车证和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发放行驶证不收取费用。”
　　五、第十条修改为：“电动车、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没有划分非机动车道的道路，应在距右侧道路边缘一点五米的范围内行驶；
　　（二）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一点五米，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零点一五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车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零点三米；
　　（三）电动车驾驶人必须年满十八周岁，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必须年满十六周岁；
　　（四）电动车驾驶人不得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不得醉酒驾驶；
　　（五）电动车、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不得接听手机、戴耳机；
　　（六）电动车必须悬挂编号牌，电动自行车必须悬挂号牌；电动车编号牌和电动自行车号牌应当安装在车辆正前方；
　　（七）随车携带电动车行车证、电动自行车行驶证；
　　（八）不得加装固定遮阳遮雨装置、电瓶等妨碍道路交通安全通行的装置；
　　（九）电动车可以搭乘一名六周岁至十二周岁且身高不超过一百五十五厘米的未成年人，禁止搭乘未达到六周岁、超过十二周岁或者身高超过一百五十五厘米的人员。
　　（十）禁止电动车、电动自行车从事客运经营。”
　　六、增设一条作为第十一条：“电动车上道路行驶时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通过有交通信号（含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下同）控制的交叉路口，遇有放行信号时，让先于本放行信号放行的车辆、行人先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服从交通警察指挥；
　　（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交叉路口，在路口外慢行或者停车?t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
　　（三）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车辆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四）与相邻行驶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在与行人混行的道路上或者行经人行横道时避让行人；
　　（五）设有转向灯的，转弯前开启转向灯；
　　（六）制动器失效的，下车推行。”
　　七、增设一条作为第十二条：“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停放和临时停车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政府有关部门已划定指定停放地点的，应当在指定地点停放。
　　禁止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站、医院及学校门前、公共广场出入口以及距离上述地点五十米范围内的路段和设有禁止停车标志、标线的路段停放。”
　　八、第十五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电动车、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五十元罚款；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暂时扣留车辆至指定场所。驾驶人接受处罚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退还车辆：
　　（一）驾驶电动车时速超过二十五公里或者驾驶电动自行车时速超过十五公里的；
　　（二）驾驶电动车、电动自行车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或者未在没有划分非机动车道的道路距右侧道路边缘一点五米的范围内行驶的；
　　（三）驾驶电动车、电动自行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超过一点五米、宽度左右超出车把零点一五米、长度前端超出车轮或者后端超出车身零点三米的；
　　（四）驾驶电动车不按交通信号通行的；
　　（五）饮酒后驾驶电动车的；
　　（六）驾驶电动车、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时接听手机、戴耳机的；
　　（七）驾驶加装有固定遮阳遮雨装置、电瓶等妨碍交通安全通行装置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
　　（八）驾驶未悬挂牌照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
　　（九）使用伪造、变造或者使用其他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的；
　　（十）驾驶电动车未按规定让行的；
　　（十一） 驾驶电动车、电动自行车未随车携带行车证、行驶证的；
　　（十二）驾驶电动车、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停放或者临时停车的。
　　驾驶人有前款第九项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收缴伪造的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
　　九、第十六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电动车、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达到驾驶年龄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五十元罚款，并暂时扣留车辆至指定场所，依法处罚后退还车辆。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醉酒驾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驾驶人处以五十元罚款，并暂时扣留车辆至指定场所，待安全隐患消除并进行处罚后退还车辆。”
　　十、增设一条作为第十九条：“电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暂时扣留车辆并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处罚，依法处罚后退还车辆：
　　（一）驾驶加装有固定遮阳遮雨装置、电瓶等妨碍交通安全通行装置的电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二）驾驶未悬挂编号牌的电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三）使用伪造、变造或者使用其他电动车编号牌、行车证的；
　　（四）驾驶电动车搭乘未达到六周岁、超过十二周岁或者身高超过一百五十五厘米人员的；
　　（五）电动车驾驶人醉酒驾驶的。
　　驾驶人有前款第一项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强制拆除非法装置，并予以收缴；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收缴伪造的电动车编号牌、行车证；有前款第五项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长沙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若干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调整后，重新公布。


关于宪法不良被动性的思考

王方顺


【案情】
原告：何晗，女，农民，住垦利县垦利镇复兴村。
被告：垦利县垦利镇复兴村村民委员会。
原告诉称，其丈夫李德民是外地人，她们结婚登记后二人户口均落户在垦利县垦利镇复兴村。多次向村委提出要求划分宅基地的申请，被告一直借故不给划分宅基地。因为没有住房，一直没有举行婚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职责。
被告辩称，接到原告的申请后，村委会经慎重研究，没有批准原告的申请，依据是《复兴村村庄规划条例》和《关于宅基地的管理办法》的规定。这两个规定均是经村两委、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讨论制定的。根据规定，本村宅基地只分给男的，不分给女的。
【审判】
原告于２００１年第一次起诉时，垦利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提交的依据、证据可以证明其在申请村委会为其划分宅基地方面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利。对原告的申请，被告有义务依法召开村民会议进行讨论，于村民会议讨论后向原告作出明确的答复，被告理应履行其法定职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被告于判决书生效后一个月内对原告何晗的申请履行法定职责。
判决书生效后，被告召开村民大会，对原告的申请进行了集体讨论，被告根据讨论情况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０日作出决议：不给妇女安排宅基地。原告又请求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判令被告批准其宅基地申请。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批准其宅基地的申请，属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能，不具有可诉性，不属于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告又起诉，要求被告履行给其划分宅基地的法定职责。经市中院指定管辖，利津法院又判决被告在两个月内履行法定职责。但是，被告依然在召开村民大会进行集体讨论后作出了“不给妇女安排宅基地”的决定，也就是不给原告安排宅基地。
【评析】
男女平等是我国宪法和各基本法的基本原则，原告追求与其他村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奋斗走到了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即通过审判解决。但司法不能干涉行政，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因此法院不能直接判令村委会给原告分宅基地，只能判决其履行法定职责。村委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重大事项经村民集体讨论决定”，作出了对原告不分宅基地的决定。被告认为不给原告分宅基地依据的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在一起简单的要求村委会分宅基地的行政诉讼案件中，司法审判在保护男女平等原则上陷入了困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良状况呢？笔者认为，原因在于我国宪法严重的不良被动性造成的。我国宪法应从“后卫法”走向“前卫法”，必须加大宪法“司法化”的进程。
一、宪法的不良被动性导致其权威地位的降低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基本法律必须依据宪法规定来制定，内容不得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在一个国家，宪法应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人的行为首先得符合宪法，才能是合法的。但是，正是由于宪法被赋予最高的地位，在实践中其作用只能成为“法律的法律”，而难以成为处理具体问题的依据。宪法由于其原则性过强，不像其他法律那样具有针对性，导致宪法一般不对具体行为的合法与否进行衡量。在实践中，宪法处于远离司法前沿的大后方，成为一种“后卫法”，处于一种不良被动状态，这使人们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对宪法的忽略，从而导致宪法权威地位的降低。正如此案中，被告召开村民大会经过讨论决定不给妇女安排宅基地，原告只是想到了《妇女权益保护法》，而没有引用宪法论证被告的行为违背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因而是无效的。我国宪法如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从“后卫法”变为“前卫法”，积极走到处理问题的前沿阵地，大胆审视各种行为和规定是否符合宪法。
二、宪法的非司法化容易导致审判走向困境
据统计，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共18项，但在具体法律中涉及到的只有9项，其余的则没有相应的法律具体规定。在具体立法不到位的情况下，法院审理案件如果不引用宪法，容易导致审判走向困境。山东姑娘齐玉苓诉陈晓琦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一案，第一次打开了法院以宪法为直接判决依据的大门，实现了宪法与公民的“直接对话”，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但是，在审判实践中并没有建立起“宪法诉讼制度”，大部分司法人员在判决书中不想、也不敢轻易援引宪法规定。同时，具体的法律也抵制宪法的适用，真正实现“宪法的司法化”还有很大困难。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在行政审判中明确把宪法的适用排除在外。但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适用结果，有时存在违背宪法基本原则的情况。此案中，根据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原则，原告何晗作为被告的一村民理应享受与其他村民同等的权利，既然其他人能分得宅基地，被告也应给原告分宅基地。虽然原告反复起诉到法院，法院也作出了判决，但是被告仍然不给原告分宅基地，在此司法审判显现出其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保障的无力，陷入了困境。作为一名公民，要求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权利，原告的要求是合法的，被告对其做法也振振有辞，有其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规定：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第十九条规定：宅基地的使用方案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讨论的结果是宅基地“分男不分女”，被告作出“分男不分女”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但却也是根据法律规定作出的。审判不能干涉行政，只能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能直接判令被告给原告分宅基地，只能判决被告履行法定义务，最终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在行政审判中不能适用宪法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宪法的不良被动性和非司法化。
三、解决宪法不良被动性的思考
（一）进一步加大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宪法既然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就不应排斥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应尽快采取措施，制定相应法律，加大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建立起宪法诉讼制度新机制。在司法活动中，首先要考虑具体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要审查所适用的具体法律规定是否符合宪法。在判决中，首先考虑要引用的条文是宪法，其次再引用其他法律。
（二）建立司法审查法律是否违宪制
在司法活动中，建立起对法律是否违宪的审查制度。当发现处理具体问题所要引用的法律与适用宪法会出现不同结果时，要拒绝适用低层次的法律或法规，可以直接引用宪法的基本原则论述理由作出判决。如在此案中，被告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实行自治，宅基地的使用方案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规定，作出了宅基地“分男不分女”的决定，这时司法机关就不能引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应直接适用宪法判令被告履行分给原告宅基地的义务。有关修宪条款应赋予司法机关跨越不能判令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实体义务这道门槛的权利，这是解决类似问题的根本出路。这不是司法权干涉行政权的问题，而是确保宪法得以正确贯彻实施所必要的。
（三）建立制定法律和监督法律是否合宪相分离制度
法律、法规必须符合宪法才有效，但是在实践中缺乏具体的审查操作规程，形成职责不清局面。由谁去负责审查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违宪时如何处理都没有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宪法、法律都是由同一部门制定的，真正实现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并进行纠正确实有一定难度。应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监督法律、法规是否合乎宪法规定的新机制，当发现有关规定违背宪法原则时，及时提交专门的宪法法院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以确保法律、法规能够合乎宪法规定。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