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２００７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０８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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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２００７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０８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２００７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０８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１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２００７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０８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２００８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上届财政经济委员会对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进行初步审查的基础上，根据各代表团的审查意见又作了进一步审查。国务院根据审查意见对预算报告作了修改。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０７年预算执行情况是好的。２００７年，全国财政收入５１３０４．０３亿元，超过预算７２３９．１８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１６．４％；全国财政支出４９５６５．４亿元，超过预算３０５０．５５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６．６％。中央财政收入２８５８９．４９亿元，超过预算４１６８．４１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１７．１％；中央财政支出２９５５７．４９亿元，超过预算２６８６．４１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１０％。另有１０３２亿元列作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央财政赤字２０００亿元，比预算减少４５０亿元，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０．８％。２００７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为５２０７４．６５亿元，在全国人大批准的５３３６５．５３亿元限额之内。地方财政收支相抵，结转或结余２７０６．６３亿元。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中央财政超收收入安排使用情况的报告。中央财政超收收入主要用于增加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增加农业、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改善民生和加强薄弱环节方面的支出，削减财政赤字，增加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全面落实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和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出的各项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稳步推进财税改革。财政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财政对重点支出的保障力度进一步加大，国家财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必须看到，预算执行和财政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认真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预算编制的预见性和准确性不够；部门预算制度不完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年初分配到项目的到位率比较低，预算执行中追加较多的问题仍然突出；支出进度不均衡，资金使用效益仍需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不尽合理，专项转移支付比重偏高；财政管理不够精细，铺张浪费现象比较严重等。
二、２００８年的预算安排，全国财政收入５８４８６亿元，比上年增加７１８１．９７亿元，增长１４％；全国财政支出６０７８６亿元，比上年增加１１２２０．６亿元，增长２２．６％。中央财政收入３２５３１．７２亿元，比上年增加３９４２．２３亿元，增长１３．８％，在这个安排的基础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调入５００亿元纳入预算安排；中央财政支出３４８３１．７２亿元，比上年增加５２７４．２３亿元，增长１７．８％。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１８００亿元。２００８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５５１８５．８５亿元。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０８年中央预算草案，贯彻了党的十七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体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加大了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坚持深化财税改革，加强财政管理。预算草案是可行的。
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２００７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０８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０８年中央预算草案。地方各级政府预算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
三、为更好地完成２００８年预算，做好财政工作，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收入征管
要加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工作，坚持依法征管，努力做到应收尽收。认真贯彻企业所得税法，做好实施企业所得税法的征收管理和有关政策衔接工作。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工作，健全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制度，加强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改进纳税服务手段和方式，提高办税效率。要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建立健全非税收入管理体系。对非税收入项目要严格清理，依法规范。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在２０１１年实现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
（二）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集中财力办大事，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生产条件建设，充分发挥科技对农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全面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提高义务教育保障水平。要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机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提高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支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适时增加对低收入群众的补贴力度，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积极支持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大对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科技创新、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投入力度。鉴于今年初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各级政府要采取得力措施，调整支出结构，集中部分财力，加大对受灾地区的救助、重建和生产恢复工作。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强应急体系和机制建设，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三）加强预算管理
要切实改进收入预算测算方法，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编制２００９年政府预算时，关系民生、社会发展等重点支出要按新的收支科目编列到“款”。加快完善项目库建设，切实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等项目的年初预算到位率。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研究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定额标准体系。切实控制行政经费增长。继续做好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工作。推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试编工作，加快建立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进一步研究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研究建立全口径政府预算收支管理制度。积极推进政府预算及部门预算的公开透明。建立健全绩效评价制度，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重视化解政府债务问题，防范财政风险。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勤俭办一切事业。
（四）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要加快研究确定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水平和支出标准。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责重点，建立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在２００８年内，研究提出初步方案。要以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标准为核心，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设立，增强资金分配、使用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及时下达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以利于地方编制完整的预算，接受同级人大监督。研究和改革税收制度，健全税收法律制度。尽快出台新的资源税。认真总结增值税转型试点工作，争取２００９年在全国推开。要积极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促进省内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快建立县乡财政最低支出保障机制和省对下财力差异调控机制，促进财力向基层倾斜。
（五）进一步加强审计监督
要加强对预算执行的审计。在２００７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要重点报告人大批准的预算的执行情况。进一步完善对部门决算的审签工作，逐步扩大审签范围，强化对部门执行预算的责任追究。加强绩效审计，促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把查处问题与促进改革、完善制度和强化管理结合起来，注重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建议，充分发挥审计工作的建设性作用。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１日
关于修改《天津市实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办法》的决定
天津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天津市实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办法》的决定
天津市人民政府
通知
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对1993年4月17日发布的《天津市实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办法》（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59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作如下修改：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企业合并可由有关企业提出申请，也可由政府决定。企业提出的合并，合并方案须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报市主管部门会同有关经济综合部门批准。政府决定的合并，合并方案由企业主管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1月25日
行政补偿制度研究
——史上最牛钉子户的启示
南昌大学法学院 姚俊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对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行政补偿制度也愈加受到学界的关注。在我国，行政补偿虽已有多年的法律实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它的实践并没有相应成熟的法律理论支撑，更没有构成一个较为完善的行政补偿法律制度，使之难以适应现代法治建设的发展需要。这种情况下，对行政补偿制度进行研究，促进行政补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己成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具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入手，阐述了行政补偿制度的基本问题。针对我国行政补偿方式不够灵活多样，具体补偿程序和救济程序不健全，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典的缺失等问题，提出从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典；提高行政补偿执法能力；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三方面来完善我国行政补偿制度。
关键词 行政补偿 基本问题 缺陷 完善
引 言
2006年3月初，网上开始流传一个帖子，题目是《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内容是一张图片：一个被挖成10米深大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栋二层小楼，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据调查，事件起源于1993年。那一年，杨家木质结构的老房子年久失修，吴苹获准在原址重建起现在这栋小楼。然而，杨家的房子还未干透，鹤兴路就张贴出拆迁公告，宣布重庆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南隆)为拆迁开发商。从当时的照片看，杨家新翻修的房子在众多棚户房中格外醒目。但对于鹤兴路上那些长久住在困危房中的居民们来说，拆迁无疑是有吸引力的。然而，由于资金原因，拆迁却一直没有动静，且一停就是11年。直到2004年，重庆南隆与重庆智润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重庆智润)签署联建协议，后来，重庆正升加入，成为该项目法人。动迁从此重新启动。该项目的拆迁补偿方案有现房安置和货币安置两种。吴苹选择了房子。由于开发商一直不同意吴苹原地安置的条件，双方没有正式协商。之后，通过一户户谈判做工作，其他拆迁户都接受了安置方案。到2006年9月份，整个鹤兴路上只剩下吴苹一家。从2006年9月14日到2007年2月9日，吴苹和开发商进行了三次协商，都没有达成协议。在持续近一个月的对峙之后，被媒体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重庆市杨家坪旧城改造项目拆迁对象杨氏夫妇，在当地法院的主持下与拆迁方最终达成协议,建筑物顺利拆迁。这就是最牛钉子户事件的始末。
此事双方已僵持了32个月，一经媒体争相报道，在社会上立马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有骂开发商的，有骂“钉子户”的，有声援“钉子户”的，有骂政府无能的，有骂法院判决不公的。莫衷一是，不一而足。笔者以为，先不论事件各方主体本身的对错，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此事件至少存在一下几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1）、城市房屋拆迁是基于公共利益还是商业利益
（2）、拆迁补偿程序的公平性
（3）、政府的角色定位
（4）、法院司法救济的适时性、适当性
（5）、补偿标准、范围和方式的合理性
（6）、城市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房屋的所有权在拆迁中的不同定位
（7）、《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正确适用
此事件讲的是城市房屋拆迁。目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拆迁是全国许多城市的普遍现象。行政补偿和城市拆迁补偿是一脉相通的。本文试从此着手对我国行政补偿制度进行一番考量。
第一章 行政补偿制度概述
1.1行政补偿制度的概念与特征
1.1.1行政补偿的概念
要研究行政补偿制度，必须从其基本范畴概念和特征入手。行政补偿作为一行政法上的特有概念在行政法理论界有着较为成熟的表述，各国学者的具体表达虽然稍有差异，但并无大的分歧，现主要有以下几种：“行政补偿为行政法上之损害补偿，是指行政机关给予公益目的，合法实施公权力，致人民之生命、身体或财产遭受损失，而由国家予以适当补偿的制度，又可称之为行政法上之损失补偿”[1]；“行政补偿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合法地行使行政权力，执行国家行政职能过程中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时，行政机关依法弥补相对人损失的一种补偿性具体行政行为”[2]；“行政补偿是有别于国家赔偿的一个概念，它是专指对合法、正当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予以救济的行为或制度”[3]；日本学者认为“：基于行政上的合法行为的损失补偿,是指对因合法的公权力的行使而蒙受的财产上的特别牺牲,从全体公平负担的角度予以调节的财产性补偿。”[4]；“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主要是国家机关）管理国家和公共事务过程中的合法行为，使本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失，国家基于当事人事前的协商一致以公平合理的原则，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从经济上、生活上、工作上或安置上等方面对其所受损失予以适当补偿的过程或制度”[5]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国家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对人民造成非法定的损害结果 ,而应由代表国家的行政机关负起填补损害结果的制度,称之为‘行政损失补偿制度’”[6]在我国大陆,有的学者给行政补偿作了如下定义“：行政损失补偿又称行政损失补偿,是国家对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所进行的给付救济。[7]
通过对以上概念的分析比较，笔者认为,作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核心范畴的行政补偿可以定义为:行政补偿是指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合法行使公权力的行为致使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或者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社会公益协助公务而使自身权益受到特别损失的，依公平和保护人权原则，对遭此损害的相对人给予合理补偿的一种行政救济行为。本文主要阐述合法的行政行为致特定人特定损害这一情形。
1.1.2行政补偿制度的特征
基于对行政补偿基本概念分析，我们可以把握行政补偿制度的要点，明晰行政补偿制度的内容。
从概念的分析中,我们归纳出行政补偿的法律特征：
第一、行政补偿必须以合法的行政行为或者特定的公民、组织为社会公益协助公务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特别损失为前提。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民事行为个人行为不导致行政补偿。同时，违法行政行为也不产生损失补偿问题,只产生行政赔偿责任的后果。行政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合法行使职权的行为给特定的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特别损失，或者特定的公民、组织为维护公共利益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特别损失才导致行政补偿。
第二、补偿的情形有合法行使公权力的行为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社会公益协助公务而使自身权益受到损失的。
第三、行政补偿以无义务的特定人为对象和以特定人为公共利益所受的特别损失为内容。根据公平负担原理，每个公民都必须公平的向国家履行一定的义务。如服兵役、依法纳税等 ,是所有的公民应尽的义务 ,这是一种公平的负担,无需给予补偿。行政主体的行为必须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作出。只有在合法行政行为使无义务的特定人因公共利益蒙受特别损害时,为了平衡和协调私益和公益，国家才对特定人的特别损害进行补偿。
第四、行政补偿的主体是国家，而补偿义务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任何个人均不负有以自己的名义和财产给付行政补偿的义务，且不发生行政追偿问题。[8]因为应补偿的行政行为是因国家公共利益需要而做出的，所以补偿的主体应为国家。但直接向国家要求补偿不免太抽象，只能由具体的行政主体作为补偿义务机关。
第五、行政补偿以损害事实为基础 ,并且损害事实与合法的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政补偿的目的在于对特定人的特别损失予以补偿。没有实际损失的存在,行政补偿无以发生。此外,要将损害和补偿嫁接起来离不开因果关系的存在。可以说，没有某一行为与某特别损失间的因果关系，则决不能发生行政补偿。
1.2行政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
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是行政补偿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支撑。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或称行政补偿的理论依据，即国家为什么要对合法的职权行为给特定人造成的特别损失给予公平的补偿，其理论上的依据何在。对此，法学家们从理论上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索, 现在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特别牺牲说
这一理论源于德国并成为德国的主流学说，由德国学者奥托•梅耶(OttoMayer)提出。他认为,任何财产的行使都要受到一定内在的、社会的限制，当财产的征用或限制超出这些内在限制时，即产生补偿问题。也就是说，对行使所有权的内在社会限制是所有公民都平等承受的一定负担，不需要赔偿。然而，当这种负担落到某个个别公民头上，它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牺牲，就必须进行补偿。[9]即国家对于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使特定公民作出了特别的牺牲，为了使得这种牺牲公正平等，由公众平等负担，国家应从对作出特别牺牲的公民予以某种形式的补偿，以使国家之行为符合自然法的公平正义之精神。
2、公共负担平等说
该说源于法国，并成为法国的主流学说并在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具有广泛的影响。该学说认为，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以平等为基础为公民设定义务。当个别人因公共利益而受到损失，如果完全由其个人承担由此带来的损失，就会使个别人因公共利益而承担的义务重于相同情况下的其他人。由于行政机关的行为是为公共利益而实施，受益者是社会全体成员，因此其成本或费用亦应该由社会主体成员平均分担，而不能由受害人个人承担。分担方式是通过税收形式由国家对遭受损失的人给予补偿。[10]该说的中心是平等原则，认为公民在负担因公共利益所受到的损失时也应该是平等的。这样才能体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3、既得权说此说
该说认为,国家之所以对合法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补偿，是因为宪法和法律保护人民既得之权利。人民既得权既系合法取得,自然应予以保障。保障一般公民的生存权、财产权,是现代宪法确立的根本原则和民主国家的首要任务。纵然因为公益或公务之必须,使其蒙受损害,亦应予以补偿，以保障宪法规定的人民的基本权利。否则,难以体现公正和维护保障人民的既得权利[11]“有权利必有救济”。如果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给公民的权益造成损害，必须给予公平补偿，以维护人民之既得权利。
4、结果责任说
该说产生于日本。该学说认为,“不论行政行为合法、违法，以及行为人有无故意、过失,只要行政活动导致的损害为一般社会观念所不允许,国家或公共团体就必须承担补偿责任。”[12]可见，该说是站在受害人的角度来谈的。行政行为不论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只要对相对人造成了实质的损害，就应该予以救济。因为于受害人来说，此时受到的损害与其因违法行政行为所受到的损害是一样的。
5、人权保障论
该理论认为保障人权是民主国家的基本目标和重要任务之一，当公民受到其他公民和组织的侵害时，国家有责任使其得到赔偿并依法对侵权人予以惩处；而当公民受到国家的侵害时，国家当然更有责任对公民受到的损失或损害给予补偿或赔偿。行政补偿观念是在人权观念日渐彰显下的民主立宪国家产生的，最初源于宪法保障财产权的规定。可以这么说，没有人权保障观念，没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规定就不可能产生行政补偿制度。[13]
以上几种理论都从一定的角度对国家为什么要进行行政补偿作出了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人权保障说、特别牺牲说和公共负担平等说的影响最大，但其中任何一种学说都难以完全说明行政补偿的理论依据，都具有其片面性。
纵观各种学说，笔者认为，我国应当以人权保障论和公共负担平等说作为行政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更具有说服力。因为，从行政补偿的渊源来看，它是作为财产权的一个保障制度产生和存在的。人权保障原则强调的是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即使是合法的行政行为，如果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并造成了损失，就必须予以补偿。但是由于该原则适用范围太广，必须结合公共负担平等原则才能充分完整地阐明行政补偿的法理基础。因为公共负担平等原则除了能有力地说明因国家公共利益需要所为合法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特殊损失不能完全由该相对人个人承受，而应由公众分担（应有国家予以补偿）外，还能说明正是由于受损失者本人作为公众一分子也应分担其中一部分损失，所以行政补偿通常不是全额补偿。[14]
1.3行政补偿制度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