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发《关于加强全省电价管理的若干规定》和《广东省农村用电和电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强全省电价管理的若干规定》和《广东省农村用电和电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府直属有关单位：
《关于加强全省电价管理的若干规定》和《广东省农村用电和电价管理办法》业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一并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关于加强全省电价管理的若干规定
为进一步加强全省电价管理，整顿乱加价、乱收费的行为，减轻用电户的经济负担，根据国家的电价政策和广东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一、省物价局是我省电价管理的主管部门，省物价局及各级物价部门按照价格分管权限，会同同级政府有关部门对电价进行管理。
二、电价管理的目标是逐步建立科学、规范的电价管理及运作体制。在省网电已实行并价的基础上，目前电价改革的重点是推进市、县（市）电价改革，积极稳妥地将省网电电价与地方燃料附加费并价，逐步实现以市为单位的单轨制电价。然后进一步实行区域性单轨制电价，进而过渡
到全省单轨制电价。
三、省属电厂（含合资、股份制电厂）的上网电价管理，由省物价局会同省经委等有关部门，根据省经委、财政厅、物价局、电力局《关于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电力建设政策措施实施办法的通知》（粤经能〔1993〕365号）的有关规定实施。
四、建立健全省网电的电价管理有关制度。
（一）建立电价调节基金制度。省电网设立电价调节基金专户，当实际执行结果，电力部门利润超出省规定时，其超出部分的电费收入存入电价调节基金专户；当实际执行结果，电力部门利润低于省规定时，用电价调节基金补偿电力部门的利润水平。电价调节基金由物价部门监督使用
。
（二）实行燃料调整费制度。电价原则上一年校核一次，年度内如有较大的成本增支因素，如燃料价格、外购电力价格上升，汇率变化等可通过燃料调整费调整电价，调价幅度低于5％的，由省物价局会同省经委等有关部门批准施行。年度内调价幅度超过5％时，报省政府审批。调价
前，先用电价调节基金冲抵增支，不足以弥补时再调整电价。
五、加强地方电价及用电收费管理。
各市、县（市）要积极稳妥地在省的统一部署下，经试点，分步推进市、县（市）电价改革，将地方燃料附加费并入省网电电价，逐步实行以市为单位的对户单轨制电价。在对用电户未实行单轨制电价之前，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地方燃料附加费的管理。地方燃料附加费征收工作，必须接
受同级和上级经委、物价局、财政局的监督。
地方燃料附加费是指市、县（市）在不违反省有关规定随售电量加收用以补偿省统配电力以外地方电源经营亏损的费用（指供电部门收购价低于地方电源含利成本的部分）。
省返还地方电厂按售电量征收的省电力建设费，70％用于当地燃料附加费的收支平衡及平抑征收标准，30％用于当地电网建设。
地方燃料附加费征收标准，由各级经委、物价局、财政局、电力（供电）局按下列作价原则提出方案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上一级经委、物价、财政、电力（供电）部门审批。
征收燃料附加费的作价原则：
（一）地方电源燃料附加费
电厂（含水、火电厂）上网电价＝（发电成本＋利润）÷上网电量
供电部门收购电价＝（平均单位售电价－单位供电成本－售电单位利润）×（1－线损率）
平均单位售电价、单位供电成本、线损率，上半年可取测算数，下半年按上半年实际数调整，年度按实际数结算；利润按省规定执行。
补亏标准＝电厂上网电价－供电部门收购电价
补亏金额＝补亏标准×电厂上网电量
（二）地方外购电源燃料附加费
补亏标准＝外购电源电价－供电部门收购电价
补亏金额＝补亏标准×外购电源电量
地方燃料附加费征收标准应严格实行年度收支平衡的原则，专项列帐，专款专用。不准将地方燃料附加费挪作电力基本建设投资，更不准挪作他用。建立燃料附加费收支报告制度，由政府指定的经管部门定期向同级和上级经委、物价、财政、电力（供电）部门报送报表。上级经委、物
价、财政、电力部门要加强对下级地方燃料附加费收支情况的监督检查。
除经国务院和省政府批准外，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一律不准随电价加收各种名目的费用，供电企业不得收取未经批准的各种名目的费用，否则，用电户有权拒付。各级物价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凡违反规定的，一经查出全部没收，上交省财政。
六、加强对地方自办火电厂出厂电价的管理。地方自办火电厂出厂电价，原则上每年核定一次，由当地物价局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按下列作价原则并在不超过省规定的最高限价（标准另行下达）范围内核定，上网电价及测算资料报省物价局备案。
对地方电厂上网电价的作价原则：
发电标煤耗及厂用电率，不得超过机组设计技术参数的3％；利润应控制在每千瓦时2分以下；折旧年限，按财政部颁发的（《工业企业财务制度》〔1992〕财工字第574号文）执行，（即发电及供热设备为12～20年）；还贷计入电价负担，柴油发电机组不少于7年，燃气
发电机组不少于8年，燃煤发电机组不少于10年。
地方火电厂已经偿还投资本息的，必须停止摊销，并把电价降下来，以减轻用电户的负担。
凡新建的火电厂，物价部门必须参与进行经济可行性分析，测算电价超过全省最高限价的，不准建设。
省物价局和各级物价局对地方火电厂出厂及上网电价要加强管理监督检查。发现越权定价或提价，予以纠正。对其多收的金额，全部没收上交省财政。
七、地方水电站出厂电价，由省物价局会同省经委等有关部门制定作价原则（另外下达）。水电站出厂电价按省定的作价原则，结合当地对电价的承受能力，电厂发电成本、合理利润等实际情况，其电量上县（市）或市电网的，分别由县（市）或市物价局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制订，报同
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八、县（市）以下农村用电按《广东省农村用电和电价管理办法》执行。
九、省物价局会同省经委、省电力局等有关部门结合广东省实际情况，根据不同时期制订各市到户电价最高限价。
十、各级物价局对各地到户电价（含国务院和省政府批准征收的附加费，地方征收的燃料附加费）要定期向社会公布。各级供电部门要实行明码标价制度，以接受全社会监督。
十一、为加强电网建设，市、县（市）电力（供电）局在其售电电价中各按每千瓦·时收取1．5分（含税）的电网建设费，单独列帐，专项用于本市、县（市）范围内电网建设和整改。在省电网直供范围内，电网建设费形成的资产所有权属省电力局，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电
力建设费和电网建设费收支情况的检查和监督。
十二、省网电并价后，省规定了在过渡时期内，对部分地区、行业、企业及单位给予电价优惠政策（包括优惠电价和免征地方燃料附加费），在省下达的优惠电量指标内，各市、县（市）必须严格执行，保价保量兑现给用电单位。
十三、各级物价局、经委、财政部门对同级电力企业的成本、费用和利润每年进行一次审核，以保证电价测算的准确和电价执行的正确、合理。
十四、过去有关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附：广东省农村用电和电价管理办法
（1987年11月4日发布，1994年7月5日修订）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农村用电和电价管理，纠正在农村用电收费中的混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促进我省农村电气化事业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各市、县（不分省网直供或趸售）的农村用电和电价管理。
第三条 全省农村电气化工作归口广东省电力工业局管理。加强农村用电管理和严格执行电价政策是各级电力（供电）部门的职责。省物价局和各级物价管理部门是农村电价管理的主管部门，要加强农村电价管理。省、市、县各级电力（供电）部门都应设立农电管理职能机构，在各级
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积极主动地做好农电工作，为农业、为农民、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第四条 建立和健全县（市）、镇（乡）、管理区（村）三级电力管理机构，加强农村用电和电价管理。
一、县（市）设立电力（供电）局，统一管理全县城乡发供用电工作。为加强电力行业管理，省网趸售的县（市）电力（供电）局正、副局长人选要征得地级市电力（供电）局同意。
二、镇（乡）投资建设的10千伏及以下农村电网，其产权属地方所有。镇（乡）成立供电所（公司），负责本镇（乡）范围内的供用电管理和抄表收费等工作，其人、财、物由县（市）电力部门管理。行政上受当地镇（乡）政府领导，在一定时期内代表镇（乡）政府行使本镇（乡）
管电职能。镇（乡）供电所（公司）的正、副所长（经理）由县（市）电力部门商当地镇（乡）政府后聘任。
三、管理区（村）设电管站或管电小组，负责管理区（村）内低压电力设施的运行维护和电费抄收工作，业务上接受镇（乡）供电所（公司）的直接领导和监督，直接服务到农户。也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用电水平由镇（乡）供电所（公司）统一设立一个直接服务到农户的电管站。
设管电小组的管理区（村），管电小组原则上应由管理区（村）干部、财务人员、专职电工三方面组成。
第五条 镇（乡）、管理区（村）管电机构的定员编制，由县（市）电力部门根据其管辖范围的线路、设备数量、用电状况、地理条件，并参照国家有关农电企业编制定员标准确定。
第六条 管理区（村）电管站（管电小组）的电工，由县（市）电力部门在持《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的电工中择优聘用。县（市）电力部门应对持证电工定期进行考核，并执行年审制度，对不称职的电工应及时解聘撤换。
禁止承包管电和无证人员管电。
第七条 县（市）电力部门应根据本县（市）电价水平，各镇（乡）、管理区（村）供电线路及变压器损耗的实际情况，提出全县（市）各镇、管理区（村）到农户的电价方案，经县（市）物价局审核后，报县（市）政府批准执行。并报地级市物价局、电力（供电）局备案。
有条件的县（市）可制定全县（市）统一的农村到户电价标准或限价标准，上述标准也可以按镇（乡）分别制定。
第八条 管理区（村）电管站（管电小组）向农户收取的电费构成，包括省网电价和地方电力燃料附加费、税金、省电力建设费、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变压器损耗、线路损耗、计量表计损耗、经省政府批准征收的地方电网建设费、综合管理费及省规定收取的其他费用。综合管理费由镇
（乡）供电所（公司）设帐代管，用于管理区（村）管电机构人员工资、福利、奖金、线路设备的日常维修等，不得挪作他用。综合管理费数额每千瓦·时不得超过8分。
严禁一切形式的乱加价、乱摊派、乱收费。各市、县（市）、镇（乡）政府无权随同电费加收未经国务院和省政府批准征收的其他费用。
第九条 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不得向镇（乡）、管理区（村）管电机构下达利润及管理费上缴任务，所有用电都要装表计费。按照以电养电的原则，县（市）电力部门可从镇（乡）及以下的售电中（稻田排灌除外）按每千瓦·时电量提取2．5分的农电提成费，省政府定的山区县
（市）提取3分。其中0．6分由省、市、县（市）电力（供电）局农电管理机构分别掌握0．1分、0．2分、0．3分，专项列帐，作统筹安排，平衡调剂，主要用于农电安全、整改等重点项目。其余用于镇（乡）管电机构人员工资、奖金、福利、办公、安全培训等费用以及镇（乡）
管辖的低压线路、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费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条 镇（乡）管电机构在其售电量中，按每千瓦·时收取3分（含税）镇（乡）电网建设费，单独列帐，专项用于本镇（乡）范围内的电网建设和整改。安排使用由镇（乡）供电所（公司）提出项目计划，征求县（市）电力（供电）局意见后，报镇（乡）政府批准实施，并由县（
市）电力（供电）局监督使用。
第十一条 无电村（管理区）报装30千伏安及以下容量非乡村工业专用的变压器，免交省规定的电源建设费和供电贴费。为减少变压器损耗而更换较小容量变压器的村（管理区），以后恢复原有容量时不需再交增容费。
第十二条 各镇（乡）、管理区（村）管电机构都要实行用电收费明码标价制度。管理区（村）管电机构要定期（一般为每月）张榜公布各用户电费和收支情况，杜绝偷漏电、“权力电”、“人情电”，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三条 镇（乡）、管理区（村）管电机构向用户收取电费，必须使用税务部门规定的电费发票收据，并做到抄表卡、发票、电费台帐三者相符，按规定时限向上一级管理部门报送财务和各类用电统计报表。
第十四条 各级物价、电力部门要加强对农村电价、收费的管理和监督。对不交电费的应按有关规定，停止供电。对乱加价、乱收费等违纪行为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严肃处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粤府办〔1987〕122号文件印发的《广东省农村用电及电价管理办法》同时废止。各县（市）可根据本办法制订具体的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涉及电价管理方面的问题，由省物价局负责解释；涉及用电管理方面的问题，由广东省电力工业局负责解释。
1994年7月29日
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研究
李金强 刘 涛
内容提要：
刑讯，发诸西周，几经变革，终乎清末变法，存续几千年，成为中华法系一大特征；其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历史历史客观性，但其主流的消极性却一直影响着后世的司法制度，包括我们当今的司法观念。
刑讯作为中国古代断狱的一种手段，因其产生甚早，流传久远，而为中国法制史研究者所关注。然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者意欲从刑讯制度的产生及其沿革入手，进而探寻刑讯制度产生的原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以期对该制度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刑讯者，讯问狱囚以刑求之之谓。”也就是说，刑讯是借用行刑的方法来审问人犯，从而查明案件真相的一种司法手段。但这种说法也有不确之处，因为在中国古代刑讯的对象不仅限于“狱囚”，同时也可适应于“告人”。依《唐律》，被告受讯而被拷，拷限满而不首者，则反拷“告人”，即准前人（被告）拷仗数，反拷“告人”。刑讯最早见诸文字是《礼记·月令》：“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这里的“掠”就是指刑讯。因此，“从《礼记》记载的内容来看，西周是已有刑讯还是较为可信的。”在秦代，近年出土的《秦律·治狱律》＜一＞审理案件“毋治掠为上，治掠为下。”＜二＞“讯狱必先尽其言，毋庸辄诘。其辞尽，及以诘者诘之，复诘之。”“更言不服”依律“治掠”。可见秦代训囚用刑。另据《史记·李斯传》说李斯被“榜掠千余”，《广雅》篇说“榜，击也。”《苍颉篇》注说“掠，问也。”这是秦代已有刑讯的又一证据。至于汉代，夏侯婴与高祖善，因戏伤婴，婴自告情，谓未受伤，告者不服，移狱，婴以此坐笞掠数百。”又，汉宣帝即位，路温舒上书肯陈尚德缓刑，在他谈及当时狱吏所施行的拷问时曾说：“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可见刑讯拷问在汉代已较为普遍。可是我们考察上述材料来源，可以发现，除李孚甲在其《中国法制史及引论》中提及《秦律·治狱律》一材料外，其余材料皆出自史传，因此学界通说认为，刑讯作为一种制度而著之于律令，始于南北朝时期。“就刑讯之制而言，秦汉刑讯不见于律令，或为法官一种淫威，如秦之“榜掠”是也；或默认之事实。……，至于汉景帝捶令之设，原为笞罪之刑具，非为拷问之设，吏滥用之，非本意也，南北朝以刑讯著之律令。”“惟刑讯著之于律令，则始于南朝梁之所立之测罚，陈承之。”所谓“测罚”即“凡系狱者，不即答款，应加测罚……应测罚者，先参议牒启，然后科行，断食三日，听家人进粥二升。”
自梁以后，刑讯正式为律所规定，开始了刑讯制度化的历史。“北魏鞫囚限于杖五十，历北齐、北周至隋，各有其刑讯之制。”在此期间，各朝刑讯之制虽有不同，但总的趋势是日渐严酷。延至唐代，中国封建法制的各种制度臻于完备。《唐律》首先规定了刑讯适用的前提：“先备五听，又验诸证言，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唐律疏义·断狱》“讯囚察辞”条规定了刑讯立案的程序，“立案见在长官同判，然后拷讯。若充使推勘及无官同判者，得自别拷。”由此条可见，在一般情况下，司法官在行刑前首先要立案，并由所在长官共同审讯。关于刑讯的实施和禁止，在《唐律疏义》“拷囚不得过三度”条中也有规定：“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决罚不如法”条规定：“决杖者，背、腿、臀分受。须数等，拷讯者亦同。”关于刑讯的禁止主要体现在“议清减老少疾不合拷讯”条，该条主要规定了禁止刑讯的特殊对象，即享有议、清和减等特权的人员，70岁以上的老人和15岁以下的孩子，身体残疾者等。唐代虽然对刑讯制度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但由于中国古代断狱过分依仗口供，一些官吏为案件速决或为贪求贿赂，即使在唐代酷吏枉法，竟以酷刑讯囚之事也是司空见惯。据史记载，高宗时官吏以残酷为能。以致于将人犯不卸枷锁打死也不受追究。武则天登基以后，任用来俊臣等酷吏掌典大狱，不问案情轻重，动辄对人犯行灌耳、囚于地牢之刑。尤为甚者，酷吏竟将人犯盛于瓮中，周围架火烤炙。两宋之时，刑讯制度宽猛不一，宋太祖时，对刑讯的使用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今诸州获盗，非状验明白，未得治掠，其当讯者案具白长吏，得判及讯之，凡有司擅掠者，论为私罪。”但是到了南宋法纪松驰，刑讯之制又趋于严酷。元代规定，除非对强盗，不得施以酷刑。对情节严重的犯罪，如果需要加以刑讯，必须有长贰僚佐会议立案，并且元代规定了不得法外用刑，治罪。明承唐律，严格规定法官拷问人犯的责任。嘉靖年间，规定对于杀人、盗窃、抢夺等严重犯罪而故意不招的，用严刑拷讯，其余的犯罪则使用鞭、扑等一般刑讯。明袭唐律，清又袭明，历朝严审刑官滥用刑讯之禁。康熙时禁止大镣、短夹棍、大枷的使用。满清末季，西风东渐，外迫于西方列强之势，内困于积贫积弱之弊，清末变法修律，1908年拟定《大清现行刑律》，1909年奏进，1910年颁布施行，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才第一次明令废止了刑讯的使用。
历时几千载，历朝十数代，发诸西周而终乎清末变法的刑讯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上虽时有存废之争，但还是存续了几千年，并成为中华法系的一大特征，这不能不使我们对该制度生成和存在的原因进行追问，刑讯制度产生和存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二：
第一，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慎刑”思想。儒家的“慎刑”思想不仅要求法官严格司法，不可违法用刑，造成滥刑，还要求被审讯人自己承认有罪或相关的犯罪事实，做到心服，把客观的犯罪行为与被审讯人的主观认罪态度结合在一起。早在儒家的经典《周礼》中已有论述，而且还把它作为一种对司法官的要求。《周礼、秋官》载：小司寇“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至于旬及弊之。”这里的“用情讯之”就是要被审讯人心服。对此后人作了说明论述，贾公彦认为：“以囚所犯罪附于五刑，恐有枉滥，故用情讯之，使之真实。”丘俊说：“既得其罪，附于刑矣，恐其非心服也，又从而情以讯之……其谨之又谨如此，此先王之世，天下所以无冤民也欤？”可见“用情讯之是为了做到心服，而心服及至于“无冤”，这是中国儒家“慎刑”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断罪必取输口供”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司法审判的一条原则。在大部分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口供是必不可少的证据，没有口供就不能对被告人定罪。
古代的口供同现代意义上的被告人陈述有所不同。现代意义上的被告人陈述除包含口供外，还包括被告人对被指控内容的辩解，而古代的口供则专指被告人对指控事实的辨认，因而口供又被指称为“首实”。口供之所以在我国古代司法中如此重要，除上文提及的“慎刑”思想一点外，笔者认为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口供是被告人对所犯事实的交代，由于司法官存在着这样一个先入之见，即他们相信没有一个无罪的人会自诬有罪，因此他们认为口供本身的证明力比其他证据强。二是中国古代地方上司法行政不分，行政官员兼理司法事务，这就导致了地方上司法力量非常薄弱，而司法力量的薄弱又导致了在刑事诉讼中司法官员倾向于对被告进行有罪推定，一起案件发生后，司法官员只有尽快收集到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才能结案，而法律给予他们的办案期限又非常有限（如唐律规定办理徒以上的案件须30日内审结），司法官员很难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去重新收集各种相关证据，为按时结案，只好求助于被告人的供认。可以说“司法力量薄弱导致有罪推定，再导致片面追求被告口供，这正是中国古代大部分刑事案件办案要过程的写照。”
第二，神明裁判在中国昙花一现，在古代科技不发达、刑侦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刑讯成为无奈的选择。神明裁判制度，亦称神示证据制度，它是人类社会早期司法活动中经常采用的查明案件真相的重要方式。神明裁判借力于“神意”，“低级文化之人民，信仰神有超自然之力，支配人事，降临祸福，赏罚邪正；故在原始社会，关于法律事项有争议时，往往祷神而乞其裁判，或窥神意而裁决其曲直。受裁判者，以信仰神?之故，不仅衷心服从，且恐背之而受罚；在强制执行机关不完备之原始时代，此为确保裁判之效力最适切的方法。”中国古代社会早期，神明裁判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存在。夏商时代，神权法思想盛行，统治者每遇大事，都会通过特定手段去获取神的旨意。有史可考的商代司法审判中，便不乏这样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司法官员获得神谕的主要方式有占卜、水、火考验等。卜辞中“兹人井（刑）不？”就是卜问对于一个既不能肯定其有罪，也不能肯定其无罪的人，施以刑罚。西周时期，神明裁判的色彩越来越淡，司法官在审理疑难案件时一般会令双方当事人进行宣誓。到了春秋时期，司法过程中的神明裁判已大为减少。旧中国以后，在正式的司法程序中神明裁判已无地位，除了偶尔被用来诱供之外，单纯神明裁判的结果本身不允许作为定案的依据。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古代正式司法活动中排斥神明裁判的年代要早的多。欧洲以决斗为主的神明裁判方式，在法国从公元501年开始一直持续了1000多年；英国从1066年到1819年决斗一直是正式的司法程序之一。中国的神明裁判之所以昙花一现，根源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主流是不太相信鬼神，不愿借鬼神进行司法活动，这样，神明裁判的过早隐退也就顺理成章了。神明裁判过早隐退，而作为司法审判，特别是刑事审判手段的刑侦技术又没有发展，这势必造成刑事审判过程中证据的收集和质印的空白。如此，中国古代司法活动通过拷掠来逼取口供的刑讯制度的出现并且大行其道也就不难理解了。
刑讯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法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历史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对历史的反思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更有益于我们把握未来。当我们今天再对刑讯这一尘封日久的制度做些检省的话，我们该对它置措何辞呢？下面笔者将针对个别学者的观点，阐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主流难说是积极的。中国古代刑讯制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有的学者坚持认为是积极的。笔者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该论者为佐证自己的观点，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一＞“中国古代司法官的审判水平参差不齐，‘严明者’为数不多，不用刑讯不足以帮助他们及时结案。”＜二＞“中国古代刁民不少，不用刑讯不足以使他们招供。”＜三＞“中国古代的刑侦技术有限，如果不用刑讯，一些疑难的犯罪线索和证据就难以发现。”
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借用以上三个角度做一番重新审视。首先，中国古代司法官的审判水平参差不齐，这是事实；“严明者”为数不多，也可能是事实。但由此并不能必然推导出中国古代的刑讯制度的主流具有积极性！人有智愚，这是自然的铁律，非独司法官如此，其他职业的从业者也是如此；非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非独中国如此，外国亦是如此。有关资料表明：“目前中国基层法官队伍大致有下面三个来源：一是正规院校来的学法律，或非法律的毕业生……这类人数都不到10%；二是从当地招考或政府其他部门调入法院的，这类人数约有30%；其它则是复转军人，大约超过50%。”在如此复杂的法官构成人员中，我们又怎能轻易断言中国今天的司法官会比中国古代的更水平齐一？我想即使“刑讯积极论者”也不会赞同面对今天的现状我们要重新招回刑讯之魂吧？所以我认为用中国古代司法官水平参差不齐，“严明者”不多，不用刑讯不足以帮助他们及时结案来佐证刑讯的积极性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积极论者”用以支撑其观点的又一根据是“中国古代刁民不少，不用刑讯不足以使他们招供。”在此姑且不说论者的这一说法有无统计学上的依据，单就“刁民”一词不应属于严格的学术语汇的范畴。“贫困”、“受教育的人数不多”就势必造就“刁民”吗？你怎么去证明“知书答理”之士就一定是淳朴敦厚之人？不能证伪的命题，其本身极有可能就是一个伪命题。
再次，论者还说“中国古代的刑事侦查技术有限，如果不用刑讯，一些疑难的犯罪线索和证据就难以发现。”刑侦技术的不发达可能是刑讯制度产生的诱因之一，但是却不能以此作为论证中国古代刑讯制度主流合理性的依据。说中国古代的刑事侦查技术手段有限是对的，但这只是与现代发达的刑侦技术纵向相比，横向比较结果又如何呢？试问宋代一部凝聚中国古代刑侦技术智慧精华的《洗冤录》在当时世界又有谁可与之比肩？
一种制度的历史存在必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地对之高唱赞歌。正如刑讯制度，笔者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它非但在主流上不是积极的，同时他还为后世的司法活动留下了祸患。清末变法修律明令废止刑讯距今近有一个世纪了，但是今天我们仍能时时目睹为逼取口供而上演的一幕幕血淋淋的惨剧，难道你能说这不是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流弊吗？
注：作者刘涛，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作者李金强，工作单位: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
